《我从延安来》｜军事法学领域的“拓荒牛”

张山新，1957年8月生，陕西府谷人。1977年12月参加高考，考入延安大学政治教育系政治教育专业。1982年1月毕业，获哲学学士学位，留校从事教学工作。1989年7月南开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同年被分配至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工作。2004年军事科学院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军事学博士学位。退休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军队司法工作系教授，军事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法学博士后导师，大校军衔，专业技术4级（正军级工资待遇）。

出版著作和教材20多部。其中，《军事法研究》被教育部推荐为研究生教学用书；《军事法学》《军事法理研究》获全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奖；《依法治军理论研究》是国内该理论研究领域的首部专著；在《当代法学》《法学杂志》《中国军事科学》《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法治日报》等报刊发表多篇论文。据中国知网统计，其论文在军事法学领域被引用频次最高。曾获全军“育才奖”金奖，两次立三等功，一次被评为原总政治部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武利芳：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这一批学生，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在读完了初中、高中后，随后便回到农村参加了劳动。您也是循着这样的轨迹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吗？

张山新：是的，我出生在榆林市府谷县哈镇，是一个普通的陕北农家子弟。在麻镇中学读完高中后，就回到村里劳动。我在高中时期担任过学校团委副书记和学生会主席，毕业那年是全校唯一入党的中学生。可能考虑到我是党员，哈镇公社安排我当了生产队副队长，半年后又让我担任生产大队的党支部副书记。我负责政治学习、民兵训练、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

武利芳：真是一段火热的青春岁月啊，在村里劳动的那段时间您也在坚持学习，为高考作准备吗？

张山新：在村里劳动的那段时间，虽然不知道有没有机会上大学，但我一直没有放弃文化课学习。农村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日，白天劳动，晚上经常要开会，我只能抽空学。

那时候文化课参考书很少，我有机会去镇上县上开会，会到书店买书。因为政策不明晰我并没有特意备考，所以既看政治理论、文学方面的书籍，背诵一些诗词，也自学数学，做几何代数题。1977年10月底国家恢复高考的政策传来，我才开始按照入学考试科目去准备。一恢复高考我就能考上，和我劳动期间没有放弃学习有很大关系。高考已经中断十年了，这十年间毕业了一批又一批的初中生、高中生、师范生，有相当一部分人学得很好。还记得在府谷县考试的时候，考场里有中学老师、县上的干部、工厂的工人，也有像我一样的农村青年，年龄相差很大。那年冬天，全国有570多万人参加了考试，最后只录取了不到30万人，竞争相当激烈。

武利芳：当时填报延安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和您在农村工作两年经历有关吗？

张山新：填报志愿的时候，对大学也不怎么了解，省内我就报了延安大学一所学校。当时报考政教系的政治教育专业，确实是受我此前经历的影响。在农村那两年我接触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书籍多，对这个专业了解相对多一些，所以就填报了这个专业。

武利芳：在延安大学学习四年，给您留下了哪些难忘的印象呢？

张山新：在延安大学学习时，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而又难以忘怀的记忆。印象最深刻的是延安大学的老师们传承坚持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办学育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老延大精神，在物资匮乏、生活艰苦的环境下，潜心教书育人的感人形象。

延安大学的教职工中有一批老延大人，像王云风、高诚斋、郭沂、富锦华等老革命、老专家，有在北京、上海、西安等大城市的名牌大学已经任教，又调到延安大学工作的老师，有毕业来到延安大学工作的研究生、大学生。他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秉承着“无论苦与累，青春应奉献在值得的地方”的崇高理念，携家带口到了贫瘠偏远的延安，一家人只能住一孔窑洞，把全部的心血都投入到延安大学的建设和教学当中。老师们备课精心，讲授认真，教学水平高。毕业多年，同学们依然常常赞颂老师们的授课风采。老师们在做好教学工作的同时，挤时间钻研学问，学校经常主办不同类型的学术报告会、学术研讨会，高质量学术成果时有发表。延安大学成为陕北的学术高地，有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在陕西乃至全国都有较大影响。

我是政教系招收的第一批本科生。当时本系老师的业务水平相当高。系主任仵学元老师和系副主任李培老师都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研究生，还有一些老师是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政教系教师数量有限，教育部和陕西省教育厅给予了大力支持，有一些课程请重点大学的老师上。如，哲学原著、经济学原著、科学社会主义、世界史、逻辑学等课程，是由中国人民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等校的著名教授开设的。每一位延大毕业生，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会感恩在延安大学学习时老师给予的认真教育和悉心指导。

武利芳：1982年1月毕业后，您留校任教，从一名学生转变为传道授业的老师。为适应身份的转变，您做了哪些准备？

张山新：同一批留校的同学一毕业就开始备课准备上讲台，而给我留了半年的“过渡期”。学校送我到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培训半年，培训班请了全国有名的专家授课，这段时间的学习为我备课讲课打下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武利芳：1986年，您二十九岁考上南开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在已经是高校教师的情况下，为什么又选择考研呢？当时像您一样选择考研的留校教师多吗？

张山新：留校的老师其实都有考研的想法。大家感觉自己的知识储备和学术能力还不能充分适应学校快速发展的需求，渴望进一步深造。1986年，学校同意我们考研。我一边完成教学任务一边复习，白天上课，晚上去图书馆看书，闭馆后回到宿舍继续看书。当时我已经结婚生子，我一心准备考研，家里其他事儿都是爱人来承担的。

武利芳：您在延安大学上的本科，到南开大学上硕士研究生，本科阶段的学习对于您在研究生阶段的深造和学术训练有哪些帮助？

张山新：1986年9月，我离开学习和工作八年的延安大学，前往天津南开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南开大学的学风与延安大学的学风都强调踏实务实。南开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母校，是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在长期办学过程中，南开大学形成了文理并重、基础宽厚、突出应用与创新的办学特色，和严谨认真、脚踏实地的学术品格与治学风气。延安大学注重学生的基础理论学习和科学思维训练，崇尚脚踏实地、艰苦奋斗、追求真理、不断前进的精神。在延安大学学习和工作时，形成的踏实认真的学风，打下的综合性的知识结构和初步形成的联系的、辩证的、历史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有利于我顺利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和开展新的学术研究。我很快适应了南开大学的学习氛围。

武利芳：研究生毕业，您又一次站在选择工作的十字路口，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促使您到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工作？这又是一所怎样的学校呢？

张山新：我从南开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原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现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西安校区）工作。原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隶属于原解放军总政治部，是全军政法干部培训基地，我国军事法治理论研究基地，国家高端智库，拥有法学等三个专业的一级博士学位授予权。党的十八大以后，军队院校体制编制进行了较大的改革调整，原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与国防大学等军队院校组建为新的国防大学。国防大学为军队高级任职教育院校，属于中央军委建制领导，是全军唯一的综合性联合指挥大学，学习、研究和宣传党的理论的重要阵地，培养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和高中级领导干部的重要基地，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咨询的战略智囊团。

武利芳：成为一名合格军校教员，您都做了哪些准备，付出了什么努力？

张山新：成为一名合格的军校教员，需要全面提升自己的思想素质、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就我个人的情况而言，我在军人素养提升、法学基础和军事学理论准备这三个方面付出了更多的时间和努力。

一名合格的军校教员，首先应当是一名合格的战士。根据上级要求，特招入伍的大学生、研究生到基层部队当兵锻炼。我入伍三个月后，组织安排到兰州军区守备师某团当兵锻炼半年。当时正值寒冬，我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同训练，后又担任连队副指导员。当兵这一宝贵经历，对于我由一名普通青年转变为合格军人，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当兵代职锻炼，我与军人的感情深了，与军队的感情深了，做好军队法治教育和研究工作的信心更足了。

军事法是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法学是教育部明确的法学二级学科。为了顺利适应开展军事法学教学和科研工作，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充实必备的法学基本知识。我系统阅读了北京大学法律系编写的《法学基础理论参考资料》，到政法院校旁听法学教授讲课，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培训，考取国家律师资格，取得军队律师兼职执业证书。法学实践性很强，做好军事法学教学和研究工作，需要紧贴部队法治建设的实际情况，聚焦部队中心工作，为此我利用一切工作机会到部队调研，到军委机关参加军事法治文件起草工作，积极参加部队法律服务活动，力求成为部队法治工作的行家里手。

军事法是调整和规范军事社会关系的法律，熟悉军事是做好军事法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重要基础，否则就会停留在表面，说理难以准确深入透彻。为此，我在2001年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攻读军事学博士学位。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导师的指导下我系统阅读了古今中外军事思想名著，重点研究依法治军理论。通过三年寒窗苦读，补上了不熟悉军事理论和军事战略的知识短板。

武利芳：我看到，中央军委法制局主办的《中国军法》杂志以“军法拓荒牛”为题宣传报道了您在军事法学研究领域的创新性研究成果。请您介绍一下您的重点研究领域和代表性研究成果。

张山新：我在军事法学学科体系、军事法基本理论、依法治军理论等方面研究较多。

军事法学是一门新兴法学学科，其学科体系正在不断完善。我主编的教材《军事法学》构建了由军事法基础理论、国防法律制度、军事行政法律制度、军事刑事法律制度、国际安全保障和武装冲突法律制度组成的军事法学体系。这本教材获全军院校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奖，被开设军事法学课程的军地院校选为基本教材，多家研究生培养单位推荐为军事法学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参考书，这本教材出版后在国内使用了二十多年。我主编的著作《军事法研究》，对军事法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被教育部推荐为研究生教学用书，获全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奖。

军事法基本理论在军事法学中处于基础地位，对于军事法治建设有重要理论指导作用。我主要研究了军事法规范、军事法制度、军事法实施的概念、原理及其价值，着重阐释军事法的本质、特点和运行规律。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军事法理研究》，并在《当代法学》《法学杂志》《中国军事科学》等刊物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多篇被《新华文摘》等重要期刊转载。据中国知网统计，我的论文在中国军事法学领域被引用频次最高，被推荐为本专业唯一的精品论文。著作《军事法理研究》获全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奖。《军事法理研究》这本书写成已经近二十年了，不少年轻的专家学者仍然愿意去读，觉得很受启发，很多军事院校也把这本书选为研究生教材。

依法治军理论研究是具有重大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课题。依法治军已确立为我们党建军治军的基本方式和军队建设的重大战略。我在国内开展依法治军理论研究较早。以我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的《依法治军理论研究》是国内该理论研究领域的首部专著，提供了依法治军理论研究框架和对重大实践问题的理论分析。围绕依法治军理论问题，我在《中国军法》《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法治日报》发表了多篇理论文章。

武利芳：《中国军法》杂志宣传报道您对于军队法治建设的贡献时，评价您是军委机关和业务部门倚重的重要专家。请您谈一谈这方面的情况。

张山新：原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国防大学是军队和国家高端智库。部队的军事法学专家，承担着为军队法治建设贡献力量的使命任务。我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军委机关委托课题共十多项，上报研究报告十多件，为国家有关机关和军委机关决策提供咨询建议，为部队法治建设提供决策参考。我多次被抽调到军委机关参加军事法规规章以及重要文件的起草修改工作。

武利芳：您曾获全军“育才奖”金奖，这个奖听起来有着沉甸甸的含金量。请您谈一谈培养军事法治人才方面的情况。

张山新：我是军队“2110”工程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近三十年里，我开设过法学、军事法学课程十多门，其中五门课程为国内新开课程，教学质量一直被评定为优秀，三项教学成果获全军优秀教学成果奖。独立指导培养毕业的法学博士、硕士和法学博士后共50多人，这些优秀法治人才活跃在我国法治工作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第一线，有的在部队政法系统工作，有的在地方各级法院、检察院和纪检监察系统工作，他们为国家法治建设和部队法治建设发挥着骨干作用。

军队院校育才奖，是面向在军队院校一线教学岗位工作教员的重要奖项，分“金奖”和“银奖”两个等级。奖励工作每年组织一次，“金奖”由总参、总政、总后审批，“银奖”由各大单位组织实施。这个奖，对于充分调动广大教员教书育人的积极性，鼓励他们为军队现代化建设培养更多的新型高素质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

武利芳：2015年，您被评为“全国普法先进个人”，您是怎样进行普法教育的？您有没有帮助部队解决过一些涉法问题？

张山新：部队十分重视普法工作，注重强化官兵的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强调按照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我所在单位作为全军军事法治人才培训基地，受领了大量普法任务。我是原总政治部直属单位理论宣讲专家、服务部队专家组成员、军队律师，有责任有义务为普法工作做出更多的努力。我编写过全军团以上领导干部学习法律读本。只要部队需要，只要受领任务，我就满腔热情地向官兵宣讲法治理论和实践要求，走进军委机关宣讲，深入基层部队辅导，祖国南海岛礁、林海雪原、戈壁沙漠，都留下过我的足迹；通过网上咨询和电话连线解释疑问，积极帮助部队单位和官兵解决涉法问题。记得2010年夏天，某部队通信线路被地方人员施工时挖断，中断正常通信近十小时，给部队造成了几百万元的财产损失。我当晚接到咨询电话后立刻赶到了事发现场，和部队同志一起分析案情，拿出依法解决事故纠纷的方案，为这起案件的妥善处理创造了有利条件，最终为部队挽回了损失，严肃追究了当事人的责任。二十多年来，我坚守法治信念，执着服务官兵，为部队和官兵排解涉法难题，得到了官兵的信任与尊敬。

武利芳：每年的征兵季，都会有很多大学生征兵入伍，选择去军营锻造自己。但也有一些同学入伍仅仅是因为能在考研、考公、就业时争取到更多的机会。对此，您怎么看？

张山新：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程，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军队，需要吸纳更多高素质人才，大学生参军的行为应该予以肯定和支持。依法服兵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贡献。他们艰苦训练，必要时为国家和人民作出奉献牺牲，根据政策法律规定给予他们相应的优待，这是他们应该享受的权利。大学生下决心参军，都是好样的。

参军入伍这两年，是人生宝贵的经历。部队培养出来的社会责任感、团队意识、奉献精神、自我约束力，会对人生产生重大影响。无论继续留在部队工作还是退伍，无论是从事什么工作，都会受益于此。也有人觉得服兵役会脱离社会，这种想法其实有局限，当兵两年的经历会让你视野更开阔，思想更成熟，会对国家和社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我希望选择去服兵役的大学生们将自己视为普通青年，严格按照部队的要求去塑造自己，尽快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军人。这些年我也遇到过一些在部队工作的延大校友，和他们交流的时候能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那种朴实、认真的“延大气质”。

武利芳：您在延安大学求学四年，留校工作四年，对母校一定很有感情。这些年您回去过吗？您对母校的发展变化了解吗？

张山新：我对母校延安大学有很深的感情。一个人经历本科、硕士、博士几个上学阶段，但真正会产生母校情结的是本科阶段。本科四年学习是一个青年成长的重要阶段。这个阶段对于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会打下重要基础，基本养成了我们的学习习惯、思维方式，对一生的影响很大。这些年看着母校的教学规模越来越大，硬件条件越来越好，师资力量越来越雄厚，真让人高兴。延大70周年校庆时，我受邀回了一趟母校，给政法学院的学弟学妹们做过一场学术报告。

武利芳：对于学校的校友工作，您还有什么建议？

张山新：校友会的工作对于提高学校办学水平很重要，是一项温暖的工作，是对学生的长期关怀。延安大学向来有重视校友工作的传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优秀老校友为学校的发展助力颇多。有相当多的延大学子默默地在陕北地区从事着基层的教育、医疗、工程建设、公共管理等工作，为我国西部振兴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们是学校宝贵的财富，是我们的骄傲。我建议咱们校友会多多挖掘和宣传他们的感人事迹，对在校学生成长会产生很好的教育和引导。

最后，祝母校延安大学越办越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