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纪要 | 反思五四白话文的理论、实践，及其历史意义

杜晓勤：

“学术圆桌会议”是北京大学胡适人文讲座系列学术活动的重要一环，主要围绕的是商伟老师最新的研究成果，即“言”和“文”的关系，形成了本次圆桌论坛的主题“反思五四白话文的话语范式”。我们以商伟老师新出版的论文集《云帆集》中的《言文分离与现代民族国家：“白话文”的历史误会及其意义》（上、下）为起点，反思以“文言文”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学的语言形式，在新文化运动的现代转型之后，所引起的语言、文学、文化秩序和民族国家建构等各方面的深层变化。对此，学界已进行了相当长的学术讨论。新文学运动的核心就是文字和语言，我们如何对待白话文，它是怎样兴起、发生的，它与现代化转型关系究竟如何，胡适等先辈学者又如何观察它，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商伟老师从其学术视角出发，有一些他独特、全面的思考。同时今天我们也请到古代文学、现代文学、语言学专业的校内外专家老师共同参与这一场圆桌论坛。

商伟：

今天的话题是五四白话文的理论与实践，而这一话题的意义并不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因为五四推出的白话文的话语范式涉及中国的语言、文字和文学的一些核心问题。其重要性对于以书写为中心的中国文化传统，乃至整个东亚汉字文化圈来说，是无论如何估价都不为过的。有关白话文的争论也远远超出了语言文学的领域，而与中国从传统帝国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曲折道路和历史过程是密不可分的。从五四白话文入手，最终不可避免地会涉及这些宏大而复杂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不同学科背景和专长于不同时段的学者一起来参与研究和讨论。这个题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学科整合研究的机会。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五四白话文与近现代欧洲的书写地方化，实际上存在历史的错位。胡适作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领袖人物，曾经多次将所谓“白话”译作vernaculars，也就是把中国的白话文运动比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以意大利文替代拉丁文的vernacularization运动。正像意大利文拼写以佛罗伦萨为核心地域而形成的意大利语，白话文也有它的语言基础，那就是明清时期的官话。

什么是vernaculars？为什么vernaculars会成为一个关注的中心呢？提到书写与语言，首先涉及的就是二者之间的关系。表音文字是跟着语言走的，至少就发音而言，是对语言的拼写或再现。所以，语言这个概念同时涵盖了书写。而这也正是为什么关于vernacular的问题会来得如此自然而又如此重要了。这一概念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那就是在表音文字中，书写与口语之间形成了大体一致的关系，尽管这一关系远不完善。罗马帝国分裂前后，欧洲的各地方言日益增长，并且不断地进入书写，出现了意大利文、英文和法文等诸多文字的雏形。因此，在中世纪和早期现代欧洲的历史语境中，vernacular应该译作“方言书写”。而vernacularization则应该译作“书写的地方化或方言化”，也就是用拉丁字母去拼写各地方言，从而形成新的文字书写系统。

仅仅从以上的简短介绍就可以看到，以欧洲书写地方化的先例来描述五四白话文运动是一个历史误会。简而言之，近现代欧洲的书写地方化，构成了从帝国崩溃到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的內在环节。根据各地方言创造的文字，起到了促成和维系单一性的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作用。与此不同，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和国語运动大体上延续了王朝时代的书写中心和言文分离的传统，并且在帝国的版图內部，以统一的文字书写来建构现代国家，而没有通过地方化的文字书写来瓦解统一的帝国和从中衍生出众多的民族国家。更具体地说，在vernacularization的名义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并没有根据方言创造一个新的书写系统，而是在帝国传承下来的汉字书写系统的内部，以一种风格取代了另一种，即以所谓的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因此，无论是就语言文字改革自身而言，还是就其政治、社会和文化作用而言，五四白话文和国语运动都不能与近现代欧洲的书写地方化现象去做比较。它们之间甚至不具备起码的可比性。

胡适等五四学者虽然借用了vernacularization及其相关的表述方式，但在这一名义下却并没有做到用汉字来拼写方言，也没有推进王朝帝国的崩溃并从中裂变出众多的单一性的现代民族国家，而是在话语与实践之间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纠缠和互动，从而造成了三个结果。一是改变了汉字书写系统内部的多样化生态，二是改变了汉字书写与语言和语音的关系，即借助现代科技和体制化的手段，并且通过调动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的力量，自上而下地推行中国式的“言文一致”；第三是关于语言文字的观念本身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尽管没有经历vernacularization（书写地方化）的历史转型，五四学者还是将他们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努力描述成一次vernacularization运动，并使得他们可以调动现代性的理论话语资源，来建构中国从帝制时代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合法性论述。

此外，理解五四白话文到国语运动的理论与实践，还必须参照二十世纪上半叶其他的语言文字改革运动和文化思潮，从二十世纪初期开始，世界语派与拉丁化新文字派和白话文和国语派之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三边对话与争论。事实上，与语言文字改革相关联的阶级、民族与国家这些重要问题，都是现代的产物。无论争议有多大，从语言文字出发来建构现代个人、阶级和民族国家的身份意识，已经在现代中国变成了普遍接受的共识。这一共识是在中国从传统帝国向现代国家的历史转型过程中形成的，也是促成这一历史转型的重要因素。

总之，对于现代中国的语言文字改革，及其相关的理论论述，我们需要退一步，从一个长时段的视角来加以考察。同时，不应该让这一套后起的话语遮蔽了我们对近现代之前的语言文字现象的认识。这也正是我们今天反思五四白话文和国语运动的意义之所在：重要的不仅仅是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怎样的语言文字变革，而在于这些变革是怎样发生的，改变了传统的哪些方面。探讨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回顾历史，更好地理解中国语言书写的过去，及其相关的思想文化观念与制度。汉字所具有的政治、社会、文化和心理等诸多方面的意义及其所产生的历史影响，都大有深入探讨的余地。

冯胜利：

商伟教授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胡适在“五四运动”中，对于书写形式有一个非常有名口号是“我手写我口”（清·黄遵宪 《杂感》），商伟教授的这一重要观察揭示出了“写我口”的不可能性。我认为，从语言学的角度考察也是如此。人类的语言，如同服饰，需要根据不同交际场合和季节进行与之相应的选择，场合和季节对服饰是有限制的，语言也一样。因此，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语体实为两个不同的语法系统，因此“我手写我口”从理论上说是违背语言规律的，是不可能实现的。可是当时却将这一口号当作“圣训”。

与西方“单一民族”相比，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同时也是“多音系”“多方言”的国家，而却使用着单一的文字系统——一个巨大的矛盾也由此产生。为什么会这样？如何可能？它的意义是什么？这是值得深思的大问题。当我们提出“我手写我口”时，就远远忽略了文化认同的根柢——这是文化上的偏误。比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什么是“族类”？这是一个无论从哲学、种族学还是中国文化方面都值得思考的一个大问题。

白话文对于胡适而言，实为社会文化转型的工具，其目的在于完成从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型。因此，“反思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话语范式”，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重视，一是从学术角度来看必须区分formal register与informal的“vernacularization”的对立，以及不同语体的机制和原理；二是从社会、文学和文化转型的角度看历史是如何把语言作为转型的工具的——其影响如何、如何评价？这两个角度都是很好的切入点，大有文章可做。

郭锐：

很受启发。我想下面说两点，第一点还是接着冯老师关于文言、白话这个话题。我非常认同口语和书面语不可能完全一致的观点，所谓“言文一致”是无法实现的。汉语的书面语它有独特的一套体系，无法完全用口语替代。现代汉语书面语中较为正式、庄重的词汇和语法格式，有拉开距离，以区别于口语的非正式、俚俗语体的作用，其主要来源可能有二，第一是源自文言字句，比如“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的“国、与”，“置贫困村于不顾”中的“置、于”；第二个来源是南京官话。南京官话形成于明代，作为通用语应该维持到晚清；鸦片战争之后，北京官话才成为另一个通用语，但南京官话仍然通行，南京官话、北京官话在词汇、语法上的一系列差异到最后都融入了民国时期的国语和后来的“普通话”。北京官话词汇较俗、口语化（如“脑袋”“耗子”），南京官话词汇则较为正式、庄重（如“头”“老鼠”）。

为何南京官话、北京官话有区别？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与历史有关，明代建都早期在南京，且早期官员、士兵以江淮地区的为主，所以最后形成了以南京话为基础的官话，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晚清。而北京话的兴起影响因素则有三，第一，鸦片战争后，国门打开，传教士、外交官等抵达北京，并编写北京话的教材，如威妥玛编写《寻津录》《语言自迩集》等，对北京话的推广具有很大作用；第二，太平天国占领了南京，隔绝交通，使南京官话地位下降。第三，北京话的书面语逐渐成熟。而民国建立后，又存在一个回潮，许多南京官话的元素，又进入了当时的“国语”，形成南北混杂的语言状态。因此，胡适心目中的“白话文”，可能是以南京官话为基础的作品。

王风：

“中国”作为民族国家需要进行“溯源”，而基本在历史和语言文字两方面：一是汉字方块化定型了我们书写。我认为在整个汉字文化圈中，其实是书写在控制语言。汉字方块化形成了难以变易的稳定结构，语音在历史上不断变化，同一时期在广袤的土地上每个地方读音亦不相同。也就是说，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汉字字形不变，但每个汉字可以附着无数读音。这与字母文字不同，读音的差异很容易造成书写的分裂。汉字书写的“经典”，人们用千差万别的语音诵读，但书写是一样的。再加上上千年的科举考试，统一了上层社会的认同。到了近代，这一牢固的认同感为“中国”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精英共识。第二个因素是历史书写，所谓“正史”，发展到后来，均是后一朝代为前一朝代修史，所谓“为胜朝修史”。这一方面是确立本朝的正统性，同时也是对前朝正统性的追认，因而革故鼎新同时也是接续更生，将不同时期的政权“接龙”式地联结为关联的系统。第三个因素，虽然古代、近代中国没有普及教育，民众的识字率非常低，但基本上维持着共同的伦理观。与西方以教堂统一相互认知不同，传统中国特别是历史的后半段，戏曲跟小说实则承担起输出历史故事和“忠孝节义”等伦理纲常的功能，通过阅读白话小说、听说书、看戏，将各种教育程度的群体的“意识形态”统一起来。白话的作用应该在这个意义上得到审视，宋元明清文言与白话分离所形成的“双系统”，实际上有着活跃的互动。

季剑青：

商老师指出，白话文的历史误会，胡适是始作俑者，我也对胡适做过研究，目前学界对胡适的研究也在深化，现在看来，胡适对白话文的理解可能也是比较复杂的，或者说经历了一个过程。通过胡适早年的日记可以发现，一直到回国之前，他对白话的理解仍旧不太稳定，他所梳理的白话的历史也包含了不同的线索，包括语录、戏曲、小说等体裁，同时进行白话诗的实验。“白话”似乎成了一种修饰的成分，对不同的文体形成了规定性，从而形成了“白话诗”“白话词”“白话文”等概念。胡适回国以后，钱玄同对其白话诗提出批评，指出其白话不够彻底，还有许多文言的格调和腔调。于是胡适进行了自我调整，逐渐从“白话”转向“国语”，加之“国语运动”本身的内在动力，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国语的文学”更加具有覆盖性和标准化的特点，而在这一过程中，“白话诗”这一词汇也逐渐为“新诗”所取代。

胡适自身观念的转变过程，受到钱玄同等人的极大影响，在这之后“白话”和“国语”的合流，根本上确立了所谓“五四白话文的范式”。当“国语”成为有待建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共同语，就开始强调用一个相对稳定和统一的文体规范来覆盖所有的书写。语言和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包括与民族的危机和语言的撕裂两者交相为用带来的不断恶化的结果，我觉得是特别值得警惕和反省的。

商伟：

过去批评古代中国的帝国书写系统时，由于深受现代欧洲经验范式的影响，往往过度强调汉字系统如何压抑了地方语言的书写表达。这一看法是不准确的：首先，尽管方言难以通过汉字而拼写成文，却并不妨碍它们创造和使用各自的书写系统。例如清代的官方文字，除了汉字之外，还包括满文、蒙文、回文和维吾尔文。众所周知，王朝境内的方言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历史悠久，并没有因为采用跨地域的汉字书写，就受到了压制或频临灭绝。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情况呢？我认为这主要取决于王朝内部和东亚汉字文化圈内部所形成的语言文字生态。无论是孔子时代的著述还是鲁迅的作品，我们都可以利用自己熟悉的乡音或乡音化的读书音来诵读。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将出自古代和其他地域的文本地方化和家乡化了，变得可以接近，与自己发生了亲密的关联。这是汉字文化圈内的一种特殊的vernacularization形式，体现在发音上，而没有通过书写来实现。但无可否认，正是因为有了一个共同的书写系统作为支撑，口语的多样化才变得可以持续。这一生态格局的最大的特征在于，文字书写的统一性与发音的多样性构成了相互配合、相互依存的关系。

陆胤：

我想要补充的是，胡适将文言跟白话的关系类比成拉丁文和欧洲那些俗语的关系等论述，实则有一个很长的言说传统，从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一直到后来裘廷梁等拼音化和白话文的先驱。正如商老师提出的，将“白话”等同于vernacular是一个误解，这一误解怎样产生？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第一是传教士的分类，他们在翻译圣经时，分成了“深文理”“浅文理”、白话或官话三个层次，而这些都置于“低”的分类中，而这或许是官话看成“俗语”这一认识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是来自日本的影响。日本明治时代有“普通文”“普通语”等概念，也有“国语”的概念，“国语”强调地方空间的统一，“普通文”“普通语”则更强调打破阶级、行业、专业的界限，强调人的平等。近代日本国语创生的经验，对黄遵宪、卢戆章、梁启超等晚清学者都有很大影响。

对于晚清的趋新者而言，他们虽然头脑当中有“言文一致”的观念，但实践中却无法截然分开。如在教育方面，按照今人的看法，编教科书应当要用口语体；但当时人来讲口语体是很难的，比如江苏无锡三等公学堂编有《蒙学读本全书》，在晚清民初非常流行，但编者也意识到，如果用所谓“白话”的体式编写，那么无锡当地的幼童其实是无法看懂的，所以采用了一种“浅近文言”。这课本的第一课是“我生大清国，我为大清民”，究竟是文言还是白话，其实也很难分辨。在翻译方面，著名的例子如梁启超翻译儒勒·凡尔纳《十五小豪杰》，最初想用《红楼梦》《水浒传》式的白话语言，但是在推进过程中发现无法实现，其必须要在其中加入文言。

商伟：

“反思五四白话文的话语范式”这一论题具有广泛的覆盖面，谢谢各位与谈人，刚才已经从各自的角度出发，串联起许多相关的重要问题，也涉及了一些方法论的思考。评论大致集中在两类问题上：首先是关于语言文字，尤其是汉语、汉语史和汉字书写的理解；其次涉及五四白话文运动内部的历史演变，及其复杂性和多变性。在关于五四白话文的话语范式的讨论中，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这些复杂而多变的因素？

汉字书写学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的研究领域，应该在传统的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以及广义的语言史的基础上，与文字书写史（包括书法史和金石学）、书籍史、印刷史、阅读史，以及文献学和文学史的研究相互交叉借鉴，同时从近几十年来方兴未艾的物质文化研究、媒介和跨媒介研究，以及后印刷时代的电子书写技术等学科汲取方法和理论方面的成果。事实上，这里提到的这些学科，已经从各自的起点出发，加入了文字书写学的行列。书写学的研究已经在以西方文字为对象的学科中蔚为风气，汉字书写研究也不再是“西方人所不能理解的特殊的学科”。今天这个读图时代，为我们从空间和视觉的角度来揭示文字书写的本质提供了富于启发性的媒体环境。而读图时代的学术发展又为我们提供了德里达当年所不具备的丰富资源，可以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中去拓展对文字书写的研究。

我在发表文章中尝试提出两个说法：其一是书写中心的文化传统与语音中心的文化传统在起点和运作方式上都各不相同。中国传统帝国的构造逻辑和治理方式有别于现代欧洲史的单一民族国家，它的凝聚力来自书写，而非口语，古人并不认为书写的天职在于完整而准确地再现或重构声音——尤其是那位缺席的作者或言说者的语音(voice)，或保存言说与对话的原初语境。其二涉及汉字系统的意义生成的方式：一个汉字的多义性和歧义性往往通过象形和会意等不同的方式来体现，仅凭声音本身是不足以胜任的。汉字语词的意义具有多重来源，而不仅仅依附于的词语的发音之上——无论是真实的声音还是想象的发音。其三，对汉字的读写者来说，通过字母拼读词语的语音，也就是首先将字母转化为语音，再通过语音而达于意义——这样做是走了一条迂回绕远之路，而非直达的捷径。以拉丁字母来拼写汉字，就意味着将两个或两个以上表示音位的字母组合起来，才可以拼出一个语素。通过字母来表达或理解汉语的字义，需要一个过程，而非一蹴而就或一目了然。

刚才座谈中各位老师提出的第二类问题，集中在有关五四白话文运动本身，也涉及当事人对语言文字的不同理解，这一现象为我们的学术研究带来了不少困扰。例如王风教授说到，五四白话文的话语范式是处于变动之中的，从白话文运动发展到国语运动，经历了一个复杂多变的过程。季剑青教授也认为，这一过程受制于多种因素，有意外也有曲折，而且国语运动自身也极其复杂，充满了争议。这些都是很好的意见。多变是这一时期的特点，而且每个人在不同阶段和不同语境中，对同一个问题，也常常发表不同、至少是不尽相同的看法。对此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最终希望达到什么目的？

对于白话文的文学价值的关注，与前面所说的五四前后普遍流行的语言文字工具论，在导向上是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毕竟任何人都不能仅仅根据信息交流是否精准确切和方便有效，来判断语言文字的价值。无论五四学者如何不遗余力地鼓吹白话文，并且千方百计地为白话文正名，在这个关键点上，他们无能为力，却又别无选择：如果白话文无法通过诗歌的形式来证实自身的文学潜力和文学价值，它在文言文面前就永远也抬不起头来，更谈不上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了。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时和后来有关白话诗的讨论往往聚焦在汉语与汉字书写的特性上，变成了对词汇、意象、文字修辞和文体形式的思考和探索。

尽管五四学人想法多变，他们在有关语言文字的论述中，还是共享了相近的思想学术资源。无论五四白话文的话语范式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当时关于语言文字和白话文的讨论仍然是在一个大体相似的观念框架的内部展开的和变化的，并且最终受制于话语自身的内在逻辑。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和主要参与者的想法和实践，我们今天仍需从历史主义的立场出发来做出同情理解。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问自己：如何才能更进一步，以汉字书写的历史经验和现代变革为基础，为有关语言文字的思想与实践带来新的认识和突破？

我们今天回顾这一段历史经验，并非总是以后见之明对五四学者做出居高临下或后来居上的评判，而应该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来展开讨论，那就是我们一直生活在五四开启的语言文字改革所创造的历史与现实之中。汉字书写过于精英化，不便于大众学习使用和自我表达，因此与民主的宗旨相违背，令五四学者为之痛心疾首。而同样值得重视的是，五四白话文运动及其后续回应中所体现的对民主的诉求，与科学的关注是分不开的。关于汉字是否科学的争论，旷日持久，并且反过来创造了它自身的现实，从诸多方面改造了汉字书写。

回顾二十世纪以来关于汉字是否科学的争论，不难看到这样一个情况，那就是在很大程度上，人们是以汉字能否适应现代技术为衡量标准的。五四学者担心汉字跟不上现代科技的发展，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这的确情有可原，并且事关重大。但今天回过头来看，当年关注的困难，如汉字书写太难，打字过慢和排版不易，都早已被电脑等电子科技所克服，而不再成其为问题了。因此，我们要学会对技术本身提问题，指出它的观念预设如何受到了历史条件的限制，而不是不加分辨地根据技术来判断是非，褒贬文化；同时我们也要学会把一些麻烦交给时间来处理，因为技术的发展和自我改进都需要假以时日。

在语言文字的研究领域中，我们不应该仅仅在技术操作的意义上来利用现代科技，而是应该在新科技为我们带来的哲学高度上，去思考一些根本性和方向性的问题，并且探索新的可能性。只有这样，我们才不至于沦为技术的奴隶，变成不动脑筋的数据操作员，最终被AI所淘汰、所替代。我们固然要一如既往地埋头拉车，但更需要抬头看路，想一想下一步该往哪儿走，未来在哪里？

未来不会在某个地方等待我们到达，而是需要我们通过努力将它创造出来。

图文：隋雪纯

排版：隋雪纯、邓思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