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与学术 | 来自社科大学术女神的节日寄语

Happy Women's Day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学院常务副院长

我 的 研 究 之 路

       “三八”妇女节到了，学校请女老师们围绕“女性与学术”主题写一篇自己的研究体会，我欣然接受。若不是这个题目，我恐怕不会去考虑，为何“女性与学术”会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来，既然提出来，肯定是与“男性与学术”不同吧。但这里不想去论述两者之间的关系，稍不留意会写成女性主义，让同学们看见会说：“赵老师该不会是个女权主义者吧”，呵呵......，还真不是。

      记得自己真正开始做研究应该是始自博士研究生，当然这之前就写过论文，但从现在来看，仅仅只是写文章而已，还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我的导师最早是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后来调入社会学研究所担任所长兼党委书记。他于20世纪60年代初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又师从国内哲学界著名学者王锐生和邢贲思教授攻读硕士与博士学位，浅心做研究。其硕士论文《打开社会奥秘的钥匙——历史唯物主义逻辑结构》一经出版，就广泛引起全国哲学界的高度关注，形成了他的“劳动起点论”思想的代表著作，很早就成名。研究早期，他还出版过《社会认识的结构和悖论》《现代社会科学基础——定性与定量》《社会学方法论与马克思》。从这几本书的名称就可以看出来，导师早期是围绕社会理论与方法论层面的内容进行研究，因此对于学生的理论基础、逻辑分析、思维方式等要求都比较高，这些实际上都是做研究的基本素质与条件。因为女性相比男性来讲天生形象思维比抽象思维发达，能够具备抽象逻辑思维的女性并不多，许多导师在招收学生的时候都要考虑这一点。可想而知女性的研究经历需要克服更多的障碍，好在自己读博士之前有过那么一点点的哲学基础。

      一开始阅读导师的著作时，倍感晦涩难懂，但既然入了师门，再难懂的书都必须啃下去，不啃你就回家。当时学习非常用功，就一边看书，一边翻阅资料，逐渐了解和领会了导师书中的内容，并惊喜地发现，导师所有晦涩内容的背后其逻辑思维非常清晰和严谨，层层深入、层层剖析；文字精炼，语句流畅，深入进去之后便是你要掌握的知识。这样长期阅读下去就发现，阅读这种之前倍感晦涩难懂的书目已经变得非常容易理解。最为艰难的，是我们一进校门，导师就给布置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比较艰辛的任务——阅读哈贝马斯英文版的《公共领域结构转型》。当时国内对于哈贝马斯的著作了解甚少，这本书当时没有出现中文版，也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资料。社会学专业的人都知道，哈贝马斯的著作有多么晦涩难懂，甚至书里面的很多词汇和内容都非常难理解，加上是英文版，难度可想而知。在导师带领下，大家每个人一周必须轮流主讲一次自己所看的内容，并谈自己的看法与观点，然后大家围绕你讲的观点再讨论，这对于我们刚刚入学的博士生来讲是比较有挑战的。但是，这种学习方式对于我们思维与研究的训练非常有意义。于是，我开始购买世界思想文库名著进行大量阅读，如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和《儒教与道教》、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哈贝马斯的《交往与社会进化》和《交往行动理论——行动的合理性和社会的合理化》、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布莱克的《现代化的动力》和《比较现代化》、亨廷顿的《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再探讨》和《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冈纳·廖尔达尔的《亚洲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佩鲁的《新发展观》，等等。并在阅读的基础上进行相关研究。在学期间就发表了两篇C刊，一篇名为《浅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问题》，发表在《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并且马上就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全文转载。另一篇名为《论东亚发展的文化主体机制》，发表在《人文杂志》，该论文获得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1998—1999学年人文科学优秀成果奖。与此同时，在博士研究的基础上，我毕业之后很快就进入了研究的成熟期。这一时期（1999—2004年）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发表了《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与东方社会结构》，在《政治学研究》发表了《我国村民自治制度中的自制规章与国家法律关系现状的分析》，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发表了《后发型现代化——对发展理论的反思》《东亚地区政府作用形成的社会结构》，出版了第一部专著《东亚模式中的政府主导作用分析》等。

      记得在读博士的时候，因为当时女性非常少，有朋友就调侃说，“女人读什么博士、做什么研究呀，没听过一句顺口溜么：男人、女人、女博士。没有看见吗，女博士都嫁不出去！”每每听到这些话，我总是付之一笑，但心里却暗自庆幸，好在自己早就嫁人了。有的男博士生也调侃说：“走出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大门，看所有女人都漂亮”。这句话说实在对于女人来讲心里是挺受打击的。这说明女人做研究的确是不容易，会牺牲很多，家庭、孩子，乃至穿衣打扮与容貌。面对这些困难，女性能够坚持下来做研究，想必是心理一直会对所研究的问题抱有浓厚的兴趣与追求，以此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吧。

      当时我作为发展社会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对于自己的本专业非常热爱，有着浓厚的研究兴趣，毕业以后一直没有放弃研究，以至于目前也在带着发展社会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这个或许是我在后来的研究道路上能够坚持下去的一个关键点，甚至在做管理工作的同时也没有放弃研究。在怕自己丢了专业的情况下，我又选择了到法学研究所法理研究室做博士后研究。谁都知道法学研究所的法理研究室在当时是大咖云集、出了名的严格，当时有一批国际国内著名的法学大家。20年前的博士后比较少，女性就更少，我这个社会学的博士竟然敢于走进法理研究室做博士后，可谓无知者无畏。每次出入法学研究所的时候，我都是抬着头进去，低着头出来。因为每次去的目的不是开题（每个人开题多次才能通过）就是阶段性汇报，不是中期考核就是背靠背专家给你打分。常常是所有国内大牌专家甚至已经退休的大专家都被请到了现场，然后对你的报告提出各种尖锐的、心惊肉跳的问题。法理博士后当时就我一个女性，但老师们绝对不会因为你是女性，就对你网开一面或留一分恻隐之心。我常常会被专家们尖刻的问题和犀利的目光压迫地抬不起头来，真正领会了什么叫大牌专家的风采，什么叫无地自容，眼泪也会瞬间流出，但擦干眼泪回来之后就是努力修改。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是最为严格的学术训练，对于自己后来的研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获取一手资料，2002年的暑期我独自一人去了国家一级贫困县河南省鲁山县，又下到了贫困村。吃饭在村委会干部家搭伙，晚上住在村委会破败的所谓办公室里。为了我的安全，乡镇干部派了一个小姑娘陪同我一起住宿。白天与村委会干部和村民进行深入交谈，去村民家里调查了解情况，访谈、分发问卷；晚上整理白天收集来的资料。因为是一级贫困村，条件非常艰苦，吃饭等诸多不习惯，晚上不敢出门，四周环山，外面没有路灯漆黑一片，睡觉都害怕，想想当地老百姓世世代代都住在这里，太不容易了。这又显现出女性做研究与男性的不同，独自一人在外做调查的安全存在问题，尤其是在贫困落后的农村。现在想起来真的是艰苦，好在当时还年轻，容易克服。有了一手资料，有了法学研究所大专家们的指导，加上自己的努力，便很顺利地按期出站。出站报告得到了法理研究室的专家们一致好评，后来就有了自己的第二部专著《中国村民自治制度中的自制规章与国家法律关系研究》，这本书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文库资助出版。

      通过上述两个阶段的研究经历之后，我进入到了一个研究转型期，即由理论研究转型到了实证研究，特别是转型到了对于民生问题的研究，比如儿童问题、养老问题、社区问题等，都是我国目前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对于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的研究，一方面是学校学科专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想把理论研究运用到实践中去，深入研究社会问题，真正解决实际问题。正可谓运用世界是什么的问题去解决世界将会是什么的问题，运用人从哪里来的问题去解决人应该到哪里去的问题。研究到最后，你会发现哲学——社会学珠联璧合，怪不得社会学界包括社科院社会学所的许多专家都是早期出身于哲学研究，许多理论是相通的。

      写上述文字算不上是研究体会，也不是什么研究认识，更不是研究成果，至多是一个意识流，一个女性研究工作者的心路历程而已。

                                              赵一红

                                     2021年3月6日

Happy Women's Day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忠于所爱  成就自我

      “女性与学术”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它预设了学术研究中的性别差异，估计会引发很多讨论。性别差异在学术研究的具体开展过程中的确存在，但我认为，就对真理的热爱、对知识的好奇心、对从事学术研究的信心和坚持，以及从学术研究工作中所获得的智识和精神上的回报而言，是没有性别差异的。

     作为一名女性学者，虽然尚未取得什么学术成就，但从多年的学术研究工作中所获得的视野提升、知识增长、心灵滋养和意志锻炼，以及在与同事、同行交流的过程中所收获的友情，还有在我的实际工作中因为科研与教学的交织所带来的与学生间的情谊，都对我个人的成长具有莫大的意义，也是自我实现的重要部分。同时，我也把自己在与其他个体、组织的互动过程中所能贡献的有限智识视作个人社会价值实现的一种路径。

     当然，在科研工作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大到对学术方向的判断和研究突破上的困扰，小到文献查找或是基础数据搜集方面的困难，还有时间分配上的身不由己等，时常让人焦虑。但在学术研究强大魅力的光照之下，这些困难终将会如冰雪般一一消融。坚持是最好的融雪剂。

     在这女性的节日里，愿与我所有的女性同行和女学生们共勉：愿我们皆有所爱，忠于所爱，从自己所热爱的事业中成就自我，回报社会。

Happy Women's Day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中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一直在路上

导  语：本文写给将来有意读博以学术为业的本科、硕士生，尤其是女生们。做学术本身也许并不像想象中那样有着光环和自由，要遵从内心，慎重选择。坚定选择之后，在这条路上既要百折不挠，又要坚韧圆融；既要有儒的进取，又要有佛的觉悟和道的淡泊。在整个学术生涯中要有不计得失，努力付出的勇气。选择学术方向时，要根据自己兴趣爱好，个性特征，选择符合个性特点，契合知识结构、能力结构，激发内在热忱的学术方向。学术研究要有问题意识，做与时俱进的大学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使命引领，信念护航。这也是一个人能够做到百折不挠，坚韧不拔，不计得失，勇于付出的关键。

      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到来之际，非常感谢学校给我机会让我就“女性与学术”谈一下自己的感受。如果从2001年读研究生开始作为学术生涯的起点，至今已是20年整，我也已过不惑之年。20年间，我在不断拓宽学术视野，研读经典的同时，也对学术有着深深的敬畏。我深知，在这片土地上有许多真正的大师耕耘过，我没有资格谈感悟，我一直走在向前辈学习求知问道的路上。回首走过的二十年的路，我想结合自身经历，对将来有意以学术为业的本科生和硕士生们谈一点经验教训和心得体会，倘若这些想法能对读到的人产生一点启发，这就是这篇小文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我想说的第一点是遵从内心，慎重选择。学术本身是很清苦的事，叠加女性会更加地辛苦。也许最初选择从事与学术相关的事业时，很多人心中想到的是弹性工作时间，较长的寒暑假期，和安排事情的自主与自由。但事实上自由是相对的，倘若你想在这条路上不被淘汰，有些许的进步与成绩，可能真实的生活是不仅没有寒暑假，连周六日和日常下班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闲时间都没有。

      据2018年阎光才《学术职业压力与教师行动取向的制度效应》调查统计，研究型大学教师平均工作日每天工作9.43小时，周末每天工作6小时左右。就我本人体会而言，平均起来，这个数据大致准确。如果是在需要赶进度的时候，通常一天工作从早到次日凌晨十几个小时都不止。近年来学者过劳致疾英年早逝的新闻时有发生，屡见不鲜。

      除工作压力大、自觉无任何补贴的加班为常态外，目前博士毕业想要在高校或者科研机构继续从事与学术相关工作的就业压力很大，职称评定困难。二十年前研究生尚未扩招，就业、职称压力没有现在这么大，博士毕业基本上就会有较好的就业岗位和安置待遇，博士毕业满两年和博士后出站很多高校都给副教授职称。而如今竞争是愈加激烈，博士就业压力巨大，一些高校非升即走的严苛淘汰制度更是平添几分残酷。2020年，徐菁菁在《三联生活周刊》发表的《高校教师996：“青椒”们的绩效困境》一文中就指出“非升即走”带给众多“青椒”的压力困局：“到了30岁，他们的职业生涯往往才起步，而到了35岁，就又面临失业的压力。”近年听闻，某高校执行非升即走政策6年后解聘的青年教师三分之二以上都是女教师，这消息让我深感痛心。作为女生，博士毕业大多30岁左右，正是成家立业结婚生子的关键年龄。这个时代对女性大多有着不公正的双重要求，除辛苦的工作外，家务的烦劳、养育子女的艰辛也大多落在她们身上。在日复一日的辛苦劳作中，很多女生很难有完整的时间用于科研，自然6年后会成为被淘汰的大多数。

      读博的艰辛，困难的就业，拥挤的上升路径，闯过一个个高门槛后，却并不意味着丰厚的回报和收入。与高投入相比，与学术相关的行业物质回报相对是比较低的，尤其是文史哲等传统专业，很容易让人产生投入与产生的心理不平衡感。高科研压力与较低的物质回报悖反也是近年来很多名校博士、博士后毕业愿意选择待遇丰厚的中小学就业的重要原因。我讲这些，只是给未来有意于从事学术的学子们先打好预防针，让他们对从事学术不要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以免日后产生难以承受的心理落差。倘若这一切都不能吓倒你，你已经做好了心理建设和完全准备，立志要坚定地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那就遵从你的内心，你可以选择考研究生了，读硕士、读博士只是万里长征刚刚迈开了第一步。

      第二，在学术这条路上既要百折不挠，又要坚韧圆融。硕士只是学术生涯的前奏，博士研究生阶段方才正式进入学术研究阶段。读博，最快乐的时光就是拿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一年了，那时阳光灿烂，毕业尚远，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从中期考核一直到毕业是做毕业论文的艰难时段，面临着资料的收集、题目的选择、论文的写作与匿名评审等诸多的问题，不少人会承受题目选择一次次被否、论文写作遇到瓶颈和匿名评审不被通过等挫折和压力。这些都是一个个的坎，需要坚强地面对和跨过。博士论文题目的选择非常重要，博士论文大多是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成果，很多人的博士论文选题框定余生的研究方向。所以在博士论文题目的选定上，要充分听取导师意见，再结合本人的兴趣做好选择。回想起读博的时光，如有机会，我很难确定自己还有没有重来一次的勇气。

      在社科院读博三年，我第一次体会到了脱胎换骨的含义。写论文的时光里，我有整整一年几乎没有在夜里睡过觉。白天环境比较嘈杂，难以静心，我都是从夜里十点多酝酿，十一点开始写作，一直写到凌晨五点才去睡，中午十二点左右醒来去食堂打饭，下午打一下乒乓球，吃完晚饭收拾一下，准备晚上继续写。这样的时光坚持了一年，彻底理解了路遥的《早晨从中午开始》。在那些时光中，我感谢二十多岁年轻的身体还能扛得住，感谢打乒乓球的体育锻炼的爱好帮助我保持健康。非常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石昌渝先生协助我选择了《故国情结与清初小说的创作》的论文题目，这个题目即便在今天也是值得关注和挖掘的有意义的课题。它同时与我的硕士论文相关联。之后以此为据点，我又铺陈敷演展开形成了博士后出站报告。最终，博士论文与博士后出站报告共同结集为35万字的《清初小说与士人文化心态》的书稿，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于2017年在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成为我学术生涯中重要的一部专著成果。

      在写博士论文和博士后出站报告的时期，我经历过无数次找不到材料的痛苦、没有灵感的枯竭、难以下笔的伤感和长夜痛哭的日子，我庆幸当年秉着坚韧的力量熬了过来。我承认我遇到过很多天赋异禀聪明过人的人，但我不是，我属于比较愚笨但是很努力认真的类型。从我身上，大家大概能够得到些信心，勤能补拙是成立的。

      在确立开启学术生涯的志向之后，百折不挠的意志是必须的，不然生活中的各种机遇、诱惑会使你偏离航线；挑战、困难和挫折会使你畏惧和退缩。要勇于面对生活，练就一颗老练、坚韧、执着的心。但是在应对人生的挑战时，仅仅只有执着坚韧是不够的，还要圆融豁达。既要有儒的进取，又要有佛的觉悟和道的淡泊。

      我在读博期间经历了两位女博士的生命的逝去。一位曾获得中国人民大学最高荣誉的吴玉章奖学金，据说是因为博士论文匿名评审没有通过，选择了弃世，她刚上学的孩子和丈夫接走了她的遗体。一位就在我们社科院小院后排的宿舍里悄无声息地去世，很多天过后才被发现。我还有一位朋友，为了留在北京高校任教，博士毕业放弃了去地方高校的机会，选择在北京一所大学做了博士后，等到博士后出站以后，就业形势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不仅仍然没有留在北京高校的机会，连去地方高校都很困难了。为了争取更多一年留京的机会，她又申请了延期博士后。我最后一次见她的时候，给她打电话，她告诉我她被监听了。去她宿舍的时候，她告诉我她一直在被人监控。我心里真的难受，这是长期的紧张和压抑导致的幻听和幻觉。

      我想说的是，这个世界上很多事真的不是单凭偏执的努力就可以做成的，机遇和运气很重要，而且在整个时代的大潮面前，个人努力的力量很渺小。所以在人生中既要尽到完全的努力为未知的机遇做好准备，同时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境况要有颗圆融接纳的心。要看到世间一切不过是因缘与因果，缘起性空，真空妙有，要“无所住而生其心”，不过分执着于人事物，才能做到心无所住，一直有活泼泼的生机。

      第三，不计得失，勇于付出。这一点在整个人生成长过程中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学术非功利的性质，使之具有难以短期见到成效甚至看不到成效的特点，所以在学术生涯中能有不计得失付出的勇气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人生常常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越是刻意追逐的越没有结果，越是出于非功利的善意行为反而常有好的回馈。你得到的多是你应得的而不是想得的。而且即便没有回报，只要是发自内心的付出，终会获得身心的安慰。读书纵未成名，究竟人品高雅；行善不期获报，自然梦稳心安。

      世间很多事都是因缘与因果，我能有机会作为执行主编主持“文化中国横山文丛”的编撰，很多是偶然的机缘。当时因为博士后合作导师陈洪先生在横山书院上课，我和几个师门的姐妹同去听课，故此与横山结缘。后来横山书院负责文字的小姑娘有事请假，书院因需要人写新闻稿而找到我，因此开始进入书院，了解了书院。因我自己在听讲座的过程中很受益，就希望能够把这些优秀的学者大家的讲座都整理出来，让更多人受益，这才开始了横山书院公众号的改版和推送，同时把过去十年横山书院邀请的学者大家的讲座做一个系统的整理。最开始我在横山书院写新闻稿，做文字整理，策划课程体系，邀请教授们做讲座，只是公益的帮忙，并没有出版书的机会和设想。事情非常多，也很辛苦，最大的精神动力就是这是我学习的好机会，而且把这些优秀的讲座整理出来可以让更多人受益。当时曾经找过几个人一起来书院帮忙做事，但都因生活中各种繁杂的事没有过来。后来因缘际会，商务印书馆想出版关于传统文化的书，找到了陈洪先生，当时我正好在整理十年讲座，这才开始了文化中国横山文丛的策划与编撰。

      “文化中国横山丛书”的每本书都是讲座的整理润色，经过五遍以上的反复核实修订，并经过演讲者的最终确认。现在已经完成第一辑的三部书稿：陈洪先生《国学讲演录》、楼宇烈先生的《中华文化的感悟》、叶嘉莹先生的《一瓣心香——中国诗词论稿》。这套丛书在风格上深入浅出，既明白如话，又犀利深刻，字里行间闪烁着人生的感悟与智慧的光芒。前两本已经正式出版发行，《中华文化的感悟》还得到了国家出版社集团、商务印书馆和央视《读书》栏目的认可，上榜国家出版集团中版图书榜人文社科类第一位和商务印书馆2020年十大好书榜，并得到中央电视台《读书》栏目春节特别节目《新春好书赏》的推荐。

      在这几年繁忙的学习工作中，我没有过假期周末，夜里12点前很少有机会休息，逐渐两眼昏花，鬓角渐白，开始明白染发的意义。但是我内心的感受是充实愉快的，自觉学习提高了很多，开拓了视野，丰富了知识，与诸位名师大家为伍，在做人上都很有长进。至于后来能够有机会作为执行主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文化中国丛书，并得到诸多认可，那都是意料之外的收获。

      我后来有机会到国际教育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中心工作也是如此。在社科院读博期间，我就在继续教育学院兼职做对外汉语教师，一直教留学生汉语课。那段时光是我人生中很快乐的一段时光。我喜欢不同思想的碰撞与不同文化的交流，可以感受到生命的丰富多彩。出于内心的热爱，我还在2006年考取了对外汉语教学资格证高级证书，毕业后很长时间都为自己没有机会从事相关工作而感到遗憾。完全没有想到，事隔十五年之后，社科院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增设了汉语国际教育中心，培养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邀请我去国际教育学院协助专业建设，圆了我十几年来的梦想。人生的奇妙恰恰就在于此，你不知道哪朵云彩会下雨，哪件事会是难得的机遇，你需要做的就是苦练内功，做好准备，做好人，做好事，一切都会顺其自然。

      第四，问题导向，与时俱进。学术有不同的倾向，有人喜欢埋首书斋，为知识更新、学科建设做贡献；有人喜欢紧扣时代命脉，回应现世关切，解决实际问题，做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的学术。两种学术倾向都很有价值，有重要意义，无论哪一种学术倾向都要有问题意识、与时俱进的心态。要根据自己兴趣爱好、个性特征，选择符合个性特点、契合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激发内在热忱的学术方向。

      目前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的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摆在面前的重大课题就是提高文化软实力，文化强国。一个国家的强盛最终要体现在文化的强盛与复兴上。基于此，中共中央提出文化强国的战略，并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在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与此同时，教育部掀起了新文科建设与教育评价改革。新文科建设提出要打破学科壁垒，推动文科专业之间深度融合，鼓励书院制育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国际竞争力的时代新人，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文科人才。与此相应，教育部开展教育评价改革，坚决破除“五唯”，尤其是破除唯论文，其根本就在于对各种服务于文化强国服务于社会的形式都给予认可，鼓励以各种形式解决时代问题。

      我觉得我十分幸运，赶上了好的时代。新文科建设鼓励书院制育人，教育评价改革破五唯，对过去很多极端不合理的评价体制进行纠偏，对编著、研究报告等各种服务于国家和人民的实际需要的劳动形式都予以认可，这真是极为难得的好的时期。在过去唯论文的时代，很多大学要求每年要发表一篇C刊才算是考核合格，除了这一点别的成果形式都不算。在职称评比上，也要看C刊数量。这个规定是非常不符合科研规律，同时也不利于立德树人的人才培养。唯论文的教育评价指挥棒在高校界和期刊界都容易形成功利的不正之风。一方面会有一些人不承担学校其他应该承担的教学育人学科建设服务社会等工作，只写一篇论文就完成任务；也有一些教师在考核和职称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利用各种手段努力发表功利性论文，造成资源错配、浪费，功利的学风横行，学术不端频现。期刊界也会在此冲击之下面临着各种考验，本应非功利的学界在不合理考核指挥棒的指挥下变成名利场。

      另一方面唯论文的考核制度会使实际承担诸多工作的人面临考核不合格的尴尬。我有一年因为工作调整的需要，同时做人文学院与国际学院两个学院的工作，代一个班的古代文学，两个班的大学语文，还有一个硕士班的中国文学文化研究，一周十二节课。再加上同时协助负责学科建设，发表了一篇论文，并向商务印书馆提交了三部初定的书稿，这样的工作强度下，按照当时只承认一篇C刊的政策，仍然是考核不合格的。就在过去不合理的考核制度之下，有的学者愤而退出学界，有的教师转做行政岗，有的博士博士后愿意选择中小学教师作为职业，我也曾有过这样类似的想法。后来自己彻底想清楚了，就像这样的努力程度仍然无法考核合格，那就是制度的问题而非我的问题。现在终于迎来了学术纠偏的时刻，让学术评价回归本位。如果是两年前，我会力劝你们不要进入学界，在当时考核制度下，每天头上都戴着紧箍咒，无论有没有真正有价值的观点和研究心得，为了考核合格都必须发C刊，而且要求像母鸡下蛋一样要确保匀速一年下一个蛋。在这样的考核氛围下，恐怕陈寅恪先生也教职难保。现在及时出台了教育评价改革，进行纠偏，真是学界一大幸事。这是一个万类霜天竞自由、各展其长、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做贡献的时代，我们何其有幸，赶上了这个时代。

      我是十分幸运的，无论是新文科建设还是教育评价体制改革，都深深契合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并与我一直所做的工作方向一致，大大激发了我工作的热情。我好奇心重，求知欲强，对文史哲经艺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一贯关注。一直希望能打破学科壁垒，学习各科知识，能融会贯通，解决实际问题。围绕于此，我做了大量的工作，与横山书院合作尝试书院育人，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编撰文化中国丛书，成立中华文化研究中心，建设文化家园，并预计开展一系列的工作。这些工作的开展与得到认可，应感激时代的机遇与我个人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兴趣与爱好的深深契合。

      第五，使命引领，信念护航。这一点，也许会有人认为是空的口号，但就我内心而言，这恰恰是最核心与根本所在，是一个人能够做到百折不挠、坚韧不拔、不计得失、勇于付出的关键。一个人最大的幸福就是在年轻时找到自己的使命，并能够在年富力强时为使命而奋斗。找到使命的关键就是找到那个即便没有任何可见收益，但是仍然愿意甘心情愿为之付出，并为自己能够有机会付出而感到欢欣鼓舞的点。

      有次和刘跃进老师聊天，我谈到我觉得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找到使命，承担使命。他就问我，你觉得你的使命是什么？我认真思考了一下，先给他讲了一个故事：我是在鲁西南长大的，小的时候，我姥姥家堂屋中央都会挂一个篮子，篮子里装了平常不舍得吃的各种果子。因为果子太珍贵，担心被人或者动物偷吃，就高高地挂起来。时间一长，常常忘却，果子就烂在篮子里。这个篮子就像我们学界的象牙塔，篮子里的果实就像各位大家著名学者最宝贵的研究成果。在社会现实中，很多优秀的成果与最需要它的民众脱节。一方面是象牙塔的内卷自说自话，一方面是广大民众的孤苦无依。我就想做那个分果子的人，做好优秀成果的大众普及工作，让更多人分享精神食粮，这就是我最初做横山书院学术公众号和编“文化中国横山文丛”的初衷。我的使命之一就是文化普及。

      还有一个使命是教育报国，为文化强国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基于此，我成立中华文化研究中心，建设文化家园，主持承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相关的课题。我认为文化强国发扬和传承的中华传统文化应该是萃取之后的优秀文化，应该将萃取、激活、传承和创新结合起来，并坚持开放兼容的方针，进行中西文明互鉴，多元文化交流，在汲取世界各个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取长补短，方能建成真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感谢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网络的发达，能让我们有机会在线上和世界名校同步听讲座，同步更新自己的知识和视野，感受最新的时代律动。我每天都关注最新的讲座与咨询，以期跟得上时代与学界的发展，并认真学习全世界各优秀文明的特点与优长，补自己的短板。大家要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充分把握时代赐予的良机，方能不辜负时代的美意。

      我能深深地感受到文化普及与教育报国就是我的使命所在，是我能够全身心投入不计得失付出之地。有时我甚至觉得，如果上天有一个神圣的计划，比如中华民族的复兴，它就会为这个计划降下一道道光源，一个个火把，而这一道道光源和一个个火把就是为它施行复兴计划的人。等到这些光源和火把联合起来，最终就会形成璀璨的星空，照亮整个世界。

      这些年我最感激的就是身边的良师益友们，他们就是光。在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刻，他们的光曾经照亮我，我跟随着光，才走出了生命中那道长长的没有灯的隧道。我感恩光，我深知报答光的最好方式就是追随光和让自己成为他人的光。每个人在路上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心智尚未成熟，人生观价值观未定型，做事情没有经验，很容易犯错。如果每一个错误就是一个窟窿，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一件镂空针织衫。犯错不可怕，只要能够改正错误，并且吸取教训绝不再犯。这时选择与什么人同行就特别重要。所以要始终注意择友，特别的是深交的人，要交益友，友直友谅友多闻，与真正可以引领自己向上的人同行。理想信念使命是一个人根基之所在，是奋斗无穷的动力与源泉。所以我的感受是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自己的使命所在，能够找到使命，勇于承担并为之而努力奋斗就是生命的充实与丰盈所在。

      节日的设置大多是为了纪念付出和牺牲超于常人的人，国际劳动妇女节也不例外，这个节日的存在说明在现实中女性是更为辛苦和付出的一方。但是值得庆幸的是，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学术中，相较于过去，我们都迎来了更为昌明的时代。在生活中，女性有机会主动选择自己的人生，在身份上可以选择做自己，通过自己的才华赢得地位与认可，不再只是男人的附庸或者孩子的母亲。我们会尊重一个选择兼顾家庭的学术女性，她为家为事业做出的双倍的牺牲值得尊敬。我们也会对为事业和学术选择单身的女性投之以敬意，她在追寻自我的路上对孤独的忍耐和内心坚守让人佩服。只要遵循内心，尊重自我，这些生活方式都是被肯定和认可的。

      在学术上，我们也迎来了更为昌明的时代，新文科建设与教育评价改革为大家开辟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广阔天地。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就是尊重你的内心，寻找你的使命。学术有学术的优势与乐趣，如果你有志于以学术为业，恭喜你拥有了相对弹性的工作时间和相对可以自己做事的自由，你拥有了无畏外界的冷暖喧嚣、内心始终安宁平安的精神家园。在这个世界上，最为珍贵的就是保有坦荡纯粹的内心，没有什么东西能值得用内心的安宁去交换。如果你是一个追求精神胜于物质，愿意为不知结果的思想探索而付出努力的人，如果你是一个愿意探索未知世界，对创新有着浓厚兴趣的人，如果你是一个有志于建构精神家园，走在知识更新前沿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在思想上不断挑战自我，更重视心灵满足的人，如果你是一个有志于学科建设、教育报国的人，如果你是一个愿意始终引导、领跑在学术前沿的人，如果你看了我上述的感受和感想依然坚定不移地想要走学术这条路，恭喜你，趁着年轻，珍惜时光，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吧。选择这条路，你将得到丰盛的精神滋养，这一志业能满足你源自灵魂的追求。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我们一起走在求知问道的路上，让自己成为光。

Happy Women's Day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创新创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会计学会理事

做强长板，写好自己的人生剧本

Happy Women's Day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如何在高校进行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

      在国际妇女节，我把自己的研究方向之一总结为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并且自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宣传、启蒙的水平不低。我的博士专业和博士后专业都不是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但我为何把这个作为我近十多年的一个研究方向之一？

      我的博士专业是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有专著《异向共建——梁启超、王国维与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2010）。博士后专业是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有专著《灵韵与救赎：本雅明思想研究》（2008），并且有许多相关这两个领域的论文发表。而女性主义文学是我硕士时期的研究对象，当时我研究萧红的《生死场》，从中发掘她的女性立场的抒写的意义。后来博士毕业，我申请到香港浸会大学的访学项目，研究现代女作家的女性主义思想，2010年我出版了专著《谁背叛了谁？——符号的象征与现代女性的身体》，研究冰心、凌叔华、冯沅君、庐隐、石评梅、张爱玲、丁玲、苏青、林徽因、苏雪林等现代中国女性作家。当时我把考察终结于1948年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提出中国大陆女性文学完成了由“性感身体”走向“革命造型”的转变，而这种暂时的终结与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与新中国政府从法律意义解决了性别平等问题亦是直接相关的。当时尝试由这些女性作家作品中隐藏的身体符号的分析检视1919—1949年小说，对现代女作家的身体叙事和身体再现进行梳理，其中若干论文也获了女性文学会议的优秀奖。

      这本书虽然是2010年才出的，但这些研究其实是2006年在香港访学时进行的。所以，回到北京后，我重新省察中国百年女性的历程和研究——性别不仅是最原始、最古老、最基本的压迫结构，而且由于它同时也意味着最亲密的关系，因而与阶级和种族不同，也是最牢不可破的结构。

      发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是基于中国强国保种、救亡图存的手段提出的。太平天国运动制定、颁布了一系列男女平等的政策；戊戌维新运动基于亡国灭种的危机，女性解放问题开始成为启蒙的议题之一，康有为、梁启超、马君武都有理论讨论、立法尝试和实践延伸(戒缠足和兴办女学等)，由此拉开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序幕。辛亥革命兴起了以实现男女平权、争取女子参政为主要目标的女权运动，中国最早的女性主义者秋瑾、何震等都提出了激进的女性解放纲领。但辛亥革命成功后推出的具有宪法效力的《临时约法》，在阶级、种族、性别三大压迫结构中，只废除前二者，“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却不敢承认性别平等，为此，中国最早的女权运动者，如唐群英、沈佩贞等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争，“女子等牺牲性命财产，与男子同功，何以革命成功，竟弃女子于不顾？”百年中国女性争取政治权利斗争的序幕由此揭开。

      西方社会思潮影响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对传统的父权社会的一次清算，女性群体从社会文化的“深闺”中被新青年运动革命裹挟而出。民国时期，中国妇女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职业能力得到增强，婚姻家庭状况有了较大改善，参政妇女人数明显增多，获得了财产权等法律权力，为1949年以后中国妇女的进一步解放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不过，民国时期的女性解放的主力却是男性为主的，启蒙家对于女性解放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陈独秀等共产主义提出的社会变革与女性解放的激进方案，五四运动后易卜生作品的流行更带来了“娜拉出走”的议题，后来成为毛泽东夫人的蓝苹（江青）以本色的演出在话剧舞台上强化了这些讨论的力度。二是以鲁迅等为代表的更为深刻的启蒙者，先是借《伤逝》中的子君宣布：“我是我自己的，你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之后又提出关于妇女解放更深远的问题——“娜拉走后怎样？”鲁迅悲观地断言，由于缺乏政治与经济权利，她们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三是胡适以较为平和的态度把女性解放运动归功于中国的基督教会，虽然教会女学的初衷是借教育传“福音”，带有文化殖民的色彩。但客观上，教会女学直接催生了清末民初中国的自办女学，影响了清末民初中国的社会思潮和妇女生活，所以胡适幽默地说：忽然从西方来了一些传教士，他们传教以外，还带来了一点新风俗，几个新观点，他们给了我们不少教训，其中最大一点是教我们把女人也当人看待。

      综观百年以来女性解放历程，尤其是1949年以来，中国妇女取得了空前的、“超前性”的解放，获得了教育权、婚姻自由权、职业平等权、参政权、财产权等权利。但是，中国现代妇女解放从来都不是独立的解放运动，许多权利是靠“给予”而不是自己争取来的，所以也很容易出现历史性的倒退，平等权利也很容易再度失去。从民国时期屡次挫败的废娼运动到1949年后的彻底解放娼妓，虽足以让人反思当下的私娼和拐卖妇女等侵害妇女的现象何以再度“死灰复燃”；反缠足运动解放了妇女的双脚，但之后高跟鞋、隆胸、整容等再度以时尚的名义重新束缚了刚刚获得自由的身体，每年到韩国的“整容”签证几何倍数增长。女性的身体仍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主权解放，转而被以时尚的名义重新塑形。

      所以，关于中国的女性主义事业和研究，我想追问的是：一百多年，现在我们走到了哪里？需要女性自身拨开的迷雾还很多，女性解放运动的脚步时快时慢，有时甚至前进一步又后退两步。晚清以来的历次婚姻法草案皆在传统与现代婚姻之间徘徊，民国时期的婚姻法企图把“先进性”“折衷性”调和于司法，印证了该时期的婚姻自由、夫妻平等和一夫一妻制只是一种表象；1950年正式实施的《婚姻法》提出了“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的合法利益”原则，的确是“进了一步”，但2011年8月13日婚姻法的最新司法解释废止了关于夫妻个人财产转化为共同财产规定的适用，没有考虑到夫妻的现实差别，又可谓“退了两步”。这一切，正映证了宋庆龄所警告的，“妇女解放不会是别人装在银盘子里给我们送上来的！我们必须自己争取解放”(1949)。中国妇女的真正解放，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角度，仍需要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

      思考到百年中国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的历程，我觉得不仅应该自身在学术上强化自己的理论，也应该投身到理论启蒙和培养学生中。除了前述的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的专著，我还有许多这方面的论文。我也积极投身于一些涉及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的学术活动中，如我曾经参加中国的国际女性电影节，任评委并组织女性电影节论坛；加入一些重大的女性和性别研究的国家课题等等等。

      二、以通识课程进行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理论的启蒙

      我意识到，要真正开展女性主义和性别启蒙，必须需要付出许多心血。虽然我给中文系学生开设的专业课程一直受到好评，但我认为，通识课的好评才更是考验一个好老师、好学者的关键。

      前文提到了，虽然的我研究现代女作家的专著《谁背叛了谁？——符号的象征与现代女性的身体》是2010年才出版的，但这些研究其实是2006年在香港访学时进行的。所以，从香港回到北京后，我除了文学院的专业课之外，还开设了“女性主义电影”“女性主义哲学”等面向本科生、研究生的通识课程。那两年，我专门到清华旁听了甘阳老师的通识课，很受他对通识课程重视的影响，也希望能把自己对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的艰深理论传达给学生，加上网络上各种伪女性主义流行，觉得有必要开设专门课程进行思想启蒙。

      先说我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女性主义电影”，这门课程是针对各专业的本科生开设的，着重以Image（影像）研究为载体，将性别的分析视角引入分析电影电视、杂志和广告中的影像之学习与研究，旨在介绍目前女性主义研究、性别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理论、方法和研究实例），促使学生理解知识生产与历史文化背景的关系。

      我开设这门课至今已经十多年，这门课在中国社科院大学算是学生最喜欢的通识课程之一。每到选课季，常常出现“一课难求”的场面，旁听的同学经常早早占座，而选上课的学生常常在课前找我诉说没有位置。课程贴近学生的讨论议题，精心选择的影像资源和较深的性别理论相结合，这种教学方式获得了选课同学的好评。

      此外，我还针对研究生开设“女性主义哲学”，通过研读女性主义和性别(gender study)研究的名著，探索女性主义思想的历史起源、流源。针对的是研究生中对女性主义理论及后现代理论关注的学生，旨在理论提升。通过此课程的学习，学生应了解和掌握如下两个方面：（1）女性主义的分段思想及核心观点的变化；（2）运用社会性别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对当下社会现象进行女性主义视角的分析。

      我反对强调性别对立的观念，首先传达给学生的是区别“生理的身体”和“政治的身体”，像鲁迅、胡适等，由于“政治的身体”是站在女性和受侵害这一边的，所以是广义上的女性主义者；而像撒切尔夫人等，虽然“生理的身体”是女性的，但是她反对国内的工人运动和女性运动，站在资本家和男权的立场上，所以她并不是女性主义者。同样，对于导演来说，不一定是必须由女性来讲述生命体验，男导演也是可以拍女性主义电影的。最重要的还是检视电影、电视或广告表现的思想和内容有没有女性主义的东西。女性主义电影，是先有理论后有电影的。电影理论产生于六七十年代。随着西方1968年革命中的女权主义革命的开展，人们才开始反省好莱坞电影的男权体制：好莱坞电影在本质上是男性凌视女性。所以它不像其他电影那样是先有先锋电影出现，而是理论先行，先批判好莱坞的传统电影，然后才有一些导演想尝试制作新的女性电影。其实“女性”和“女权”并没有差别，因为中国的传统男权太重，把以“女权”一词被男人污名化了，包括“三八节”中的“三八”也变成骂女人的专门名词，为了回避这个问题，我们才把“Feminism”翻译成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电影反对好莱坞的性别歧视，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女性的先锋电影，早期的先锋电影非常勇敢和前卫，甚至会拍一些大众不太能接受的形象，因而无法进入主流市场。比如法国新小说派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就曾由男性导演改编成电影，很成功，但是很小众。后来发现这个不太容易被接受，就改成选择不是很漂亮但有反抗精神的女主人公。但是很多观众会因为女主人公不漂亮不爱看这个电影。于是后来就改成了“游击战略”，表面上学好莱坞这一套，但实际上把自己要传达的东西藏在其中，而这个成功了。这是第三个阶段，比如说《The piano》（《钢琴别恋》），它的获奖标志着主流的好莱坞电影已经开始接受女性电影并修正自己的性别观。女性电影出现后，好莱坞也出现了很多想表达女性主义的电影，但是由于导演没有真正地理解女性主义，所以他们拍了自以为是的东西，比如韩国电影《我的野蛮女友》有很多伪女权的东西，让我们觉得女权就是很野蛮要去打人，但实际上这是对女性主义错误的理解。八九十年代，有一批女性主义电影进入了奥斯卡奖的范围，这是比较了不起的。当然，文学要比电影更前卫一些。女性思想很早就贯穿在文学中了，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浪漫派，比如英国女作家伍尔芙的《自己的房间》就已经是非常明确的女性主义作品了。21世纪，最新的发展是性别电影和酷儿电影，这标志着女性主义和性别平等已经进入电影主流。

      再说说研究生的通识课程。给研究生开设“女性主义哲学”课程时，我当时还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女性主义哲学课程从古希腊讲到波伏瓦，又从gender study讲到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三驾马车”（西苏、伊莉格瑞和克里斯蒂娃），吸引了有许多来自外校的旁听生，如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地质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的硕士生以及博士生若干都参与了课程的旁听、讨论。课程有一定难度，我准备得也很认真，产生了较好的影响，目前这个课程也继续在中央团校继续给研究生开设。

      三、指导学生从事性别平等活动：把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的方法和理论带到生活、学习和工作中

      在学生社团方面，我是中国社科院大学团委下的女性主义社团“慧新社”的指导老师，由于社团经费有限，我义务给学生指导写作并修改理论文章，进行性别平等教育。为了产生社会影响，也在北京及各地办了许多公益讲座。

      为了达到在理论上真正启蒙学生，我组织学生翻译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文献，组织学生成立“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翻译小组”，在国内译介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方面的前沿资料，如倍倍尔、蔡特金、卢森堡等思想家的作品，其中许多系国内首译。我还组织学生们一起翻译了女性主义著作《好朋友：女性友谊之探案与研究》，提倡在女性中建立类似于男性兄弟情谊的姐妹情谊和母女情谊，这也是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十分强调的关键点。

      目前我指导了好几个学生的研究小组，如历史学院和新传学院的几个同学今年一起申请的学校的人文之光“互联网中的新闻媒体报道性别暴力的话语策略”，以及北京大学生的大创项目中诸种涉及性别议题的，如“大学女生性别平等教育与实践”等。我同进还指导慧新社申请了妇联在北京各高校的的“青春健康项目”（今年我们的主题和方向是防艾宣传）。2020年下半年，慧新社还在良乡社科院大学校园办了广受师生好评的“卫生巾自助”活动。

      学生们办了公众号“慧新读书”，经常让我帮着改文章，让我把住理论关。现在中国社科院大学的学生也经常投稿，目前公众号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我的任务也越来越重，不过我觉得这些都是有意义的，尤其在今天这样特殊的一天，总结自己十多年来的一个努力方向，觉得意义重大。

      最后，我想引用2020年底刚结束课程时社科大一位学生的写给我的内容，这个评价让我觉得把时间和精力大量投入通识课程是值得的：

      “1.上了课，我正视自己与男性权威的关系。我出生长大在山东，说实话，山东的父权和大男子主义思想较重，在这个环境下成长起来，造成了我性格中软弱性的缺点，再上中学之后，我开始思考，我性格中弱点的存在原因，这门课让我认识到了我性格的弱点的根源，并试着做一个更加独立自由的女性，决不可以做思想被控制的乖乖女孩。

      2.兼顾精神主体性和身体主体性的追求，作为一个女性，要追求自己精神与身体的自由，独立拒绝被物化，拒绝做男性的附庸品，现在社会男性对女性的物化十分严重，而女性则要有自主意识，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李庚辰）

Happy Women's Day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女性学术的崛起

寄语：

      静心体会、精心研究、挖掘学术的深度、拓宽人生的宽度；

      戒骄戒躁、持之以恒，独行的路上会有灯火相伴。

      美国天文学家安德烈娅·盖兹获得了202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她是该奖的第四位女性得主。1901年至2019年间，有219人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其中只有12名是女性；213名物理学奖得主中，只有3名是女性；获得过化学奖的女性仅有5人。中国科学院院士809人中女性的比例占6%（根据2019年12月的统计数据），中国工程院院士900人中女性的比例占5%，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年第一批学部委员 47人中只有2名女性，比例仅为 4%。

      虽然女性在学术界尤其是理工类等专业领域的重要性与男性比较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一些数据可以充分说明女性学术崛起是非常乐观的。2018年美国物理研究所的数据：约20%的物理学学士学位和18%的博士学位的获得者是女性，这一比例高于1975年的 10%和5%。根据我国教育部资料，2018 年毕业的 60.4 万研究生中 31.8 万是女性，6 万博士毕业生中2.38 万是女性，54.3 万硕士毕业生中29.5 万为女性。1977到2016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自辖市高考状元的数据显示：男状元占56.22%，女状元占43.78%。而近10年来的统计数据显示：高考状元性别比例发生倒转，女性比例上升至53.41%，男性占46.59%。

      女性的学术崛起背后是平等的学术氛围，优良的竞争环境。中国科研机构中女性学者比例逐年增高。固有的有关女性学者的观念也在逐步转变。女性的“学术崛起”让男生体会到了竞争的压力，产生了竞争的动力，从而形成了更加良性的互动和竞争模式。未来我国学术领域将会涌现出更多更优秀的女性学者。女性学术能力势必会大放异彩。

Happy Women's Day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读书笔记的做法

Happy Women's Day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通过学术思考反思并探索自我

      与学术为伴，以学术为业，是幸运的事情。学术生涯的训练，助人形成批判性思考的习惯，对研究对象、对大千世界、进而对自身的认知与视野，时时保持警惕和自省、谦抑且开放的心态。我所关注和感兴趣的网络法和知识产权法领域，当下正处于新问题喷涌呈现的阶段，能够充分满足探索者的好奇心，也吸引到了很多学者和同学的研究兴趣。但是，如何不被现象、潮流和功利裹挟，需要沉下心来独立、冷静、深入地思考，在复杂问题中探寻简单之道，在反思和否定中超越自我，在学术演进中分享自己独特的心得，这大概就是学术于我最大的魅力。

      谈到“女性与学术”的话题，就我个人关注的范围，国内关于性别与职业并没有持续的公开讨论，但是性别对于学术职业发展的影响，其实也没有必要讳言。从个人层面来说，女性研究者对问题和世界的认知和理解方式、与学术同行沟通交流方式、面对压力和冲突的处理方式、面临精力分配选择的应对方式等，都有不同于男性的特点。就外界评价而言，有时候对女性研究者也存在标签化和固化印象的情况。其实这种情况也不限于性别问题，我们总是处在各种各样角色定位和人设标签交织的网络中。好在，学术这个职业恰恰是最接近“平等”“自由”“独立”的理想职业，最是不设边界。通过智识和精神世界的探索和努力，女性和男性一样可以超越自身的内在局限和外来的标签束缚，探索并完善自我，如果足够幸运的话，还能在这个特定的时代当下影响到一些人和事，作为各个领域学术共同体不可或缺的成员，为学术谱系的发展贡献女性研究者的视角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