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我爱你,可我如何说多谢你?”

NYLON尼龙

发布于:2026-06-21

父亲节,我们习惯了各种温情的表达,朋友圈里晒出父亲年轻时的照片,社交媒体上流传着“父爱如山”的文案,商家推出“送给父亲的礼物”,这些仪式让每个人都感到安全,它们把“父亲”这个身份从具体的人身上剥离出来,变成了一个可以被安心赞美的符号。 但父子关系,却很难被这种温情的叙事收编。 余华曾说过:“人生就像是战争,即便父子之间也同样如此。当儿子长大成人时,父子之战才有可能结束。不过另一场战争开始了,当上了父亲的儿子将会去品尝作为父亲的不断失败,而且是漫长的失败。” 作家雷蒙德·卡佛与他父亲的关系就是如此。 1983年,卡佛动笔构思一篇散文,题目是《我父亲的一生》。彼时的他早已功成名就,是“极简主义”小说的代表人物,被公认为继海明威之后美国最杰出的短篇小说家之一。但在这篇散文中,卡佛没有扮演那个冷峻的、惜墨如金的文学大师。他放下了一切技巧,用一种近乎笨拙的诚实,回望那个与他同名的男人——老雷蒙德·卡佛,一个锯木厂工人,一个酒鬼,一个存不住钱也留不住尊严的人。 “父亲,我爱你,可我如何说多谢你,我也不能让自己不醉, 甚至不知道哪里可以钓鱼。”卡佛在文末的诗里如此写道。这句诗是《我父亲的一生》的核心,亦是一对同名的父子间那场漫长的、从未真正发生的对话的余音。它不像一句感谢,更像一句判决:儿子发现自己正在重复父亲的命运。 两种人生之间的隔阂 卡佛父亲的全名叫科列维·雷蒙德·卡佛,家人都叫他雷蒙德,朋友们叫他C.R。卡佛本人被命名为雷蒙德·科列维·小卡佛。 “我讨厌‘朱尼儿’(junior,即小的意思)那一部分。”卡佛写道。 小时候父亲叫他为弗罗格,这个昵称他能接受。但后来,像家中其他人一样,父亲开始叫他朱尼儿。直到十三岁,卡佛宣布不再回应那个名字,父亲才停止。此后,父亲叫他多克,或者儿子。 这段看似平淡的叙述,其实暗含着一条贯穿卡佛一生、也贯穿无数父子关系的线索。名字是父亲给予的,但名字里的那个“小”字,却是一种持续的提醒:你是我的延伸,你是我的副本,你永远在我的阴影之下。卡佛十三岁那年拒绝回应“朱尼儿”,是一个男孩第一次试图从父亲的阴影中走出来,宣告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 卡佛终其一生都在与这个名字搏斗。他后来成了著名的作家,但他的父亲生前几乎没读过他的作品,也没法理解他为什么要写作。卡佛回忆,有一次他告诉父亲自己想当作家,父亲问他打算写些什么。“写些你熟悉的事情,”父亲说,“写些关于我们去钓鱼的事情。”卡佛说他会写的,但他知道不会。 一个在锯木厂和酒馆里度过一生的男人,没法理解儿子为什么要靠写虚构的故事维生。而一个想要成为作家的儿子,也没法告诉父亲,他真正想写的东西,恰恰是父亲不想被看见的那部分人生。 卡佛与父亲之间的隔阂,不只是两代人的隔阂,更是两种人生之间的隔阂。父亲活在事实里——稳定的工作、锯条的锋利程度、每周的工资单。儿子活在虚构里——故事的张力、人物的困境、语言的精确。他们使用着同一种语言,却说着完全不同的话。 精神分析学家迈克尔·J·戴蒙德在《何以为父》中提出了一个概念叫“足够好的父亲”:一个能够培养自己的情感、全身心投入孩子的内心世界、促进孩子成长的人。 老雷蒙德·卡佛显然不是这样一个父亲。他没有能力进入儿子的内心世界,因为他自己的内心世界早已被生活的重压和酒精侵蚀得千疮百孔。他给予儿子的,只是一个名字、一个姓氏,以及一种难以摆脱的命运般的牵连。 但戴蒙德也强调,父亲身份对儿子和父亲彼此的发展都至关重要。父亲会深刻地影响儿子,儿子也会影响父亲。卡佛后来成了一名父亲——他十八岁结婚,二十岁前就有了两个孩子。他也酗酒,也穷困潦倒,也曾在生活的重压下挣扎。他在许多方面“复制”了父亲的人生轨迹。 迈克尔·J·戴蒙德有一个深刻的洞见:好父亲能够看见并接纳自己内在未长大的小男孩,所以他不会通过巨大的外在成就来掩盖小男孩的弱小和无助。而缺席孩子成长过程的父亲,需要太多的金钱、地位和荣耀来弥补自己人格的发育不足。老卡佛没有这种能力,年轻的卡佛也没有。 两个雷蒙德之间,隔着的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整个无法跨越的、关于如何做人的鸿沟。 滤锅、谎言与沉默 卡佛的散文中有几个令人难忘的意象,其中一个,是一只滤锅。 他写到一个夜晚,父亲喝醉了酒回家,母亲把门从里面反锁了。“他喝醉了酒,我们可以感到他嘎嘎拍门时房子的颤抖。当他强行打开一个窗户,她就用一个滤锅砸在他眉头,把他击昏了。我们可以看见他躺在草地上。”多年以后,卡佛写道:“我常常拿起滤锅——它很重,像一根擀面杖——想象这样的东西敲到头上该是怎么个滋味。” 这是极简主义小说家处理细节的方式。他没有抒情,没有评判,只是把滤锅放在那里,让读者自己去掂量它的重量。那只滤锅的重量,就是一个孩子目睹父母暴力冲突时内心的重量。那个躺在草地上的男人的重量,就是一个孩子看到父亲失去尊严时的重量。 另一个反复出现的物象,是父亲的酗酒。母亲曾把父亲的威士忌倒进水槽里,有时倒一半,再兑些水放回原处,怕被发现。 卡佛写道:“有一次我亲口尝了些他的威士忌,味道糟透了,我想不通竟有人爱喝这种东西。”很多年后,他自己成了一个酗酒者。他理解了那种“味道糟透了”的东西为何让人上瘾。他曾多次住院戒酒,差点因此毁掉了自己的写作生涯和婚姻。就像他的父亲一样。 《何以为父》推荐序中写道,很多被“纯爷们”咒语诅咒的男性,会用酗酒、说脏话甚至斗殴来呈现“理想化”的自我形象。老卡佛如此,小卡佛一度也是如此。酒精是父辈递给子辈的一杯苦酒,而儿子往往先拒绝,再接过,最后才学会放下。 还有一件事,是电击疗法。父亲在切斯特的锯木厂工作时晕倒,被送进医院,后来被诊断为精神失常。医生给他做了电击治疗。卡佛去医院看他,穿过一道铁门,在房间里找到了他。他坐在长沙发上,腿上盖着毯子。卡佛挨着他坐下,告诉他,他当爷爷了。过了一会儿,父亲才说:“我感到像个爷爷。”他没有笑,也没有动。然后卡佛拥抱了他,他哭了起来。 那个曾经意气风发、把儿子举到摄影机前咧着嘴笑的男人,已经消失了。后来,卡佛的母亲把父亲住院的那段时间称为“雷蒙德生病的时候”。但卡佛在散文中写道:“‘病’这个字对我来说意思已完全不同了。”对儿子来说,父亲的“病”不仅仅是生理上的崩溃,更是一种存在意义上的瓦解——一个男人失去了他的工作、他的房子、他的汽车、他的好名字、他的自尊,甚至失去了性能力。他在那几年里“整天坐在屋子里,想接着会发生什么事,想他一生中到底做了什么错事,竟要落到这种地步”。 承认自己的温情与脆弱,老卡佛做不到。他的破碎不是出于威严,而是出于无能。这种破碎比严厉更难以面对,因为它让儿子既无法反抗,也无法原谅。卡佛在文章中始终保持着他标志性的克制。他没有愤怒,没有控诉,甚至没有同情。他只是把那些事情一件件摆出来,让它们自己说话。 但正是这种克制,让读者感受到了那种更深的痛。一个儿子在试图理解一个他永远无法完全理解的人。这个人给了他生命、名字和姓氏,却没能给他一个可以仰视的榜样。这个人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却在他需要被带领的时候,自己先倒下了。 “父亲,我爱你,可我该怎么感谢你?” 卡佛的散文以一首诗收尾,这首诗叫《我父亲二十二岁时的照片》—— 十月。在这阴湿,陌生的厨房里 我端详父亲那张拘谨的年轻人的脸。 他腼腆地咧开嘴笑,一只手拎着一串 多刺的金鲈,另一只手 是一瓶嘉士伯啤酒。 穿着牛仔裤和粗棉布衬衫,他靠在 1934年的福特车的前挡泥板上。 他想给子孙摆出一副粗率而健壮的模样, 耳朵上歪着一顶旧帽子。 整整一生父亲都想要敢作敢为。 但眼睛出卖了他,还有他的手 松垮地拎着那串死鲈 和那瓶啤酒。父亲,我爱你, 但我怎么能说谢谢你?我也同样管不住我的酒, 甚至不知道到哪里去钓鱼。 十月。在这阴湿的陌生厨房里 我细看父亲那张腼腆的青年人的面孔。 他忸怩地笑着,一手抓着一串 多刺的金鲈,另一只手上 是一瓶嘉士伯啤酒。 穿着牛仔裤和法兰绒衬衣,他斜靠 在一九三四年出产的福特车挡泥板前。 他想摆出一副勇敢而健壮的姿态给他的后代看, 他的旧帽子搭在耳朵上。 终其一生父亲都想敢作敢为。 但眼睛将他出卖,还有那双 无力地拿着死鲈 和啤酒瓶的手。父亲,我爱你, 可我如何说多谢你,我也不能让自己不醉, 甚至不知道哪里可以钓鱼。 卡佛在散文中特意注明,这首诗在细节上是真实的,只有一个例外:父亲死于六月,不是十月。他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要把月份改成十月:“我想要一个与我写那首诗的时候所感到的气氛相称的月份——一个白天短、光照弱的月份,空气中有烟雾,万物凋零。六月意味着夏日夏夜、毕业、我的结婚周年纪念、我的一个孩子的生日。六月不应该是父亲死去的月份。” 父亲死在六月,但儿子需要把他挪到十月,因为六月太明亮了,太生机勃勃了,承载不了那种丧失的重量。他需要把父亲安置在一个更合适的季节,一个万物凋零的季节,一个与内心的荒凉相匹配的季节。 卡佛在诗中写到了父亲22岁时的样子,那是一张照片中的父亲,年轻的、意气风发的、还没有被生活压垮的父亲。照片里的父亲“想摆出一副勇敢而健壮的姿态给他的后代看”,但他的眼睛出卖了他。那双眼睛里有不确定,有恐惧,有某种早已写就的、关于失败的预言。卡佛看到了这一点,但他没有办法改变这一点。 诗的结尾是那句令人心碎的话:“父亲,我爱你,然而我如何说多谢你,我也不能让自己不醉,甚至不知道哪里可以钓鱼。” 父亲教过他去钓鱼吗?也许教过,也许没有。即使教过,他也没有学会,不是技术上的不会,而是一种更深层的、关于如何成为一个男人的不会。他不知道去哪里钓鱼,就像他不知道如何不醉,就像他父亲也不知道。这是一份被继承的无知,一种被传递的困境。它不是遗产,却比任何遗产都更难摆脱。 当父亲病倒,被锁在瓦利纪念医院五楼做电击治疗时,卡佛的妻子正在楼下等待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降生。他上楼告诉父亲当爷爷了,父亲说:“我感到像个爷爷。”一个男人失去了做父亲的能力,却被告知他的儿子成了父亲。这大概是最残忍的对称了。 葬礼上,一个不认识的妇人走上前对卡佛说:“他呆在现在那个地方更开心。”卡佛凝视着她,直到她离去。另一个远亲握着他的手说:“我们都怀念他。” 这句话终于让他哭了出来。这是他从听到父亲死讯以来第一次流泪。

父亲节,我们习惯了各种温情的表达,朋友圈里晒出父亲年轻时的照片,社交媒体上流传着“父爱如山”的文案,商家推出“送给父亲的礼物”,这些仪式让每个人都感到安全,它们把“父亲”这个身份从具体的人身上剥离出来,变成了一个可以被安心赞美的符号。           但父子关系,却很难被这种温情的叙事收编。           余华曾说过:“人生就像是战争,即便父子之间也同样如此。当儿子长大成人时,父子之战才有可能结束。不过另一场战争开始了,当上了父亲的儿子将会去品尝作为父亲的不断失败,而且是漫长的失败。”           作家雷蒙德·卡佛与他父亲的关系就是如此。           1983年,卡佛动笔构思一篇散文,题目是《我父亲的一生》。彼时的他早已功成名就,是“极简主义”小说的代表人物,被公认为继海明威之后美国最杰出的短篇小说家之一。但在这篇散文中,卡佛没有扮演那个冷峻的、惜墨如金的文学大师。他放下了一切技巧,用一种近乎笨拙的诚实,回望那个与他同名的男人——老雷蒙德·卡佛,一个锯木厂工人,一个酒鬼,一个存不住钱也留不住尊严的人。           “父亲,我爱你,可我如何说多谢你,我也不能让自己不醉,           甚至不知道哪里可以钓鱼。”卡佛在文末的诗里如此写道。这句诗是《我父亲的一生》的核心,亦是一对同名的父子间那场漫长的、从未真正发生的对话的余音。它不像一句感谢,更像一句判决:儿子发现自己正在重复父亲的命运。           两种人生之间的隔阂           卡佛父亲的全名叫科列维·雷蒙德·卡佛,家人都叫他雷蒙德,朋友们叫他C.R。卡佛本人被命名为雷蒙德·科列维·小卡佛。           “我讨厌‘朱尼儿’(junior,即小的意思)那一部分。”卡佛写道。           小时候父亲叫他为弗罗格,这个昵称他能接受。但后来,像家中其他人一样,父亲开始叫他朱尼儿。直到十三岁,卡佛宣布不再回应那个名字,父亲才停止。此后,父亲叫他多克,或者儿子。           这段看似平淡的叙述,其实暗含着一条贯穿卡佛一生、也贯穿无数父子关系的线索。名字是父亲给予的,但名字里的那个“小”字,却是一种持续的提醒:你是我的延伸,你是我的副本,你永远在我的阴影之下。卡佛十三岁那年拒绝回应“朱尼儿”,是一个男孩第一次试图从父亲的阴影中走出来,宣告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           卡佛终其一生都在与这个名字搏斗。他后来成了著名的作家,但他的父亲生前几乎没读过他的作品,也没法理解他为什么要写作。卡佛回忆,有一次他告诉父亲自己想当作家,父亲问他打算写些什么。“写些你熟悉的事情,”父亲说,“写些关于我们去钓鱼的事情。”卡佛说他会写的,但他知道不会。           一个在锯木厂和酒馆里度过一生的男人,没法理解儿子为什么要靠写虚构的故事维生。而一个想要成为作家的儿子,也没法告诉父亲,他真正想写的东西,恰恰是父亲不想被看见的那部分人生。           卡佛与父亲之间的隔阂,不只是两代人的隔阂,更是两种人生之间的隔阂。父亲活在事实里——稳定的工作、锯条的锋利程度、每周的工资单。儿子活在虚构里——故事的张力、人物的困境、语言的精确。他们使用着同一种语言,却说着完全不同的话。           精神分析学家迈克尔·J·戴蒙德在《何以为父》中提出了一个概念叫“足够好的父亲”:一个能够培养自己的情感、全身心投入孩子的内心世界、促进孩子成长的人。           老雷蒙德·卡佛显然不是这样一个父亲。他没有能力进入儿子的内心世界,因为他自己的内心世界早已被生活的重压和酒精侵蚀得千疮百孔。他给予儿子的,只是一个名字、一个姓氏,以及一种难以摆脱的命运般的牵连。           但戴蒙德也强调,父亲身份对儿子和父亲彼此的发展都至关重要。父亲会深刻地影响儿子,儿子也会影响父亲。卡佛后来成了一名父亲——他十八岁结婚,二十岁前就有了两个孩子。他也酗酒,也穷困潦倒,也曾在生活的重压下挣扎。他在许多方面“复制”了父亲的人生轨迹。           迈克尔·J·戴蒙德有一个深刻的洞见:好父亲能够看见并接纳自己内在未长大的小男孩,所以他不会通过巨大的外在成就来掩盖小男孩的弱小和无助。而缺席孩子成长过程的父亲,需要太多的金钱、地位和荣耀来弥补自己人格的发育不足。老卡佛没有这种能力,年轻的卡佛也没有。           两个雷蒙德之间,隔着的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整个无法跨越的、关于如何做人的鸿沟。 滤锅、谎言与沉默           卡佛的散文中有几个令人难忘的意象,其中一个,是一只滤锅。           他写到一个夜晚,父亲喝醉了酒回家,母亲把门从里面反锁了。“他喝醉了酒,我们可以感到他嘎嘎拍门时房子的颤抖。当他强行打开一个窗户,她就用一个滤锅砸在他眉头,把他击昏了。我们可以看见他躺在草地上。”多年以后,卡佛写道:“我常常拿起滤锅——它很重,像一根擀面杖——想象这样的东西敲到头上该是怎么个滋味。”           这是极简主义小说家处理细节的方式。他没有抒情,没有评判,只是把滤锅放在那里,让读者自己去掂量它的重量。那只滤锅的重量,就是一个孩子目睹父母暴力冲突时内心的重量。那个躺在草地上的男人的重量,就是一个孩子看到父亲失去尊严时的重量。           另一个反复出现的物象,是父亲的酗酒。母亲曾把父亲的威士忌倒进水槽里,有时倒一半,再兑些水放回原处,怕被发现。           卡佛写道:“有一次我亲口尝了些他的威士忌,味道糟透了,我想不通竟有人爱喝这种东西。”很多年后,他自己成了一个酗酒者。他理解了那种“味道糟透了”的东西为何让人上瘾。他曾多次住院戒酒,差点因此毁掉了自己的写作生涯和婚姻。就像他的父亲一样。           《何以为父》推荐序中写道,很多被“纯爷们”咒语诅咒的男性,会用酗酒、说脏话甚至斗殴来呈现“理想化”的自我形象。老卡佛如此,小卡佛一度也是如此。酒精是父辈递给子辈的一杯苦酒,而儿子往往先拒绝,再接过,最后才学会放下。           还有一件事,是电击疗法。父亲在切斯特的锯木厂工作时晕倒,被送进医院,后来被诊断为精神失常。医生给他做了电击治疗。卡佛去医院看他,穿过一道铁门,在房间里找到了他。他坐在长沙发上,腿上盖着毯子。卡佛挨着他坐下,告诉他,他当爷爷了。过了一会儿,父亲才说:“我感到像个爷爷。”他没有笑,也没有动。然后卡佛拥抱了他,他哭了起来。           那个曾经意气风发、把儿子举到摄影机前咧着嘴笑的男人,已经消失了。后来,卡佛的母亲把父亲住院的那段时间称为“雷蒙德生病的时候”。但卡佛在散文中写道:“‘病’这个字对我来说意思已完全不同了。”对儿子来说,父亲的“病”不仅仅是生理上的崩溃,更是一种存在意义上的瓦解——一个男人失去了他的工作、他的房子、他的汽车、他的好名字、他的自尊,甚至失去了性能力。他在那几年里“整天坐在屋子里,想接着会发生什么事,想他一生中到底做了什么错事,竟要落到这种地步”。           承认自己的温情与脆弱,老卡佛做不到。他的破碎不是出于威严,而是出于无能。这种破碎比严厉更难以面对,因为它让儿子既无法反抗,也无法原谅。卡佛在文章中始终保持着他标志性的克制。他没有愤怒,没有控诉,甚至没有同情。他只是把那些事情一件件摆出来,让它们自己说话。           但正是这种克制,让读者感受到了那种更深的痛。一个儿子在试图理解一个他永远无法完全理解的人。这个人给了他生命、名字和姓氏,却没能给他一个可以仰视的榜样。这个人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却在他需要被带领的时候,自己先倒下了。           “父亲,我爱你,可我该怎么感谢你?” 卡佛的散文以一首诗收尾,这首诗叫《我父亲二十二岁时的照片》——           十月。在这阴湿,陌生的厨房里 我端详父亲那张拘谨的年轻人的脸。 他腼腆地咧开嘴笑,一只手拎着一串           多刺的金鲈,另一只手 是一瓶嘉士伯啤酒。 穿着牛仔裤和粗棉布衬衫,他靠在 1934年的福特车的前挡泥板上。           他想给子孙摆出一副粗率而健壮的模样, 耳朵上歪着一顶旧帽子。 整整一生父亲都想要敢作敢为。           但眼睛出卖了他,还有他的手 松垮地拎着那串死鲈 和那瓶啤酒。父亲,我爱你,           但我怎么能说谢谢你?我也同样管不住我的酒, 甚至不知道到哪里去钓鱼。 十月。在这阴湿的陌生厨房里           我细看父亲那张腼腆的青年人的面孔。 他忸怩地笑着,一手抓着一串 多刺的金鲈,另一只手上 是一瓶嘉士伯啤酒。           穿着牛仔裤和法兰绒衬衣,他斜靠 在一九三四年出产的福特车挡泥板前。 他想摆出一副勇敢而健壮的姿态给他的后代看,           他的旧帽子搭在耳朵上。 终其一生父亲都想敢作敢为。 但眼睛将他出卖,还有那双 无力地拿着死鲈           和啤酒瓶的手。父亲,我爱你, 可我如何说多谢你,我也不能让自己不醉, 甚至不知道哪里可以钓鱼。           卡佛在散文中特意注明,这首诗在细节上是真实的,只有一个例外:父亲死于六月,不是十月。他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要把月份改成十月:“我想要一个与我写那首诗的时候所感到的气氛相称的月份——一个白天短、光照弱的月份,空气中有烟雾,万物凋零。六月意味着夏日夏夜、毕业、我的结婚周年纪念、我的一个孩子的生日。六月不应该是父亲死去的月份。”           父亲死在六月,但儿子需要把他挪到十月,因为六月太明亮了,太生机勃勃了,承载不了那种丧失的重量。他需要把父亲安置在一个更合适的季节,一个万物凋零的季节,一个与内心的荒凉相匹配的季节。           卡佛在诗中写到了父亲22岁时的样子,那是一张照片中的父亲,年轻的、意气风发的、还没有被生活压垮的父亲。照片里的父亲“想摆出一副勇敢而健壮的姿态给他的后代看”,但他的眼睛出卖了他。那双眼睛里有不确定,有恐惧,有某种早已写就的、关于失败的预言。卡佛看到了这一点,但他没有办法改变这一点。           诗的结尾是那句令人心碎的话:“父亲,我爱你,然而我如何说多谢你,我也不能让自己不醉,甚至不知道哪里可以钓鱼。”           父亲教过他去钓鱼吗?也许教过,也许没有。即使教过,他也没有学会,不是技术上的不会,而是一种更深层的、关于如何成为一个男人的不会。他不知道去哪里钓鱼,就像他不知道如何不醉,就像他父亲也不知道。这是一份被继承的无知,一种被传递的困境。它不是遗产,却比任何遗产都更难摆脱。           当父亲病倒,被锁在瓦利纪念医院五楼做电击治疗时,卡佛的妻子正在楼下等待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降生。他上楼告诉父亲当爷爷了,父亲说:“我感到像个爷爷。”一个男人失去了做父亲的能力,却被告知他的儿子成了父亲。这大概是最残忍的对称了。           葬礼上,一个不认识的妇人走上前对卡佛说:“他呆在现在那个地方更开心。”卡佛凝视着她,直到她离去。另一个远亲握着他的手说:“我们都怀念他。”           这句话终于让他哭了出来。这是他从听到父亲死讯以来第一次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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