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家的凝视｜福州藏家程歡：一切有关于美的感受我都想参与

拜访程歡的时候还是福州的盛夏，水沸的热雾出现一下就散了，迫不及待地成了氲气的“储备力量”。“福建人喝茶要完成一大套程序，每次只能饮一点点，不像竹叶青可以大口喝。”他表示自己虽然是福建人却钟爱普洱。“因为普洱是乔木，福建的茶以灌木为主。乔木跟灌木的营养思路是不一样的，两者所提供的能量就有差异。”茶香淡而幽微，他喜欢让自己沉浸在所有感官都能被愉悦的氛围里。

中国人有很多美的实践，任由它们在传统中积淀。西方人更擅长命名与总结。作为一门学问，“美学”的拉丁文原意是“感觉学”。程歡的生活场域用“感觉学”来描述更开阔，当我们跟着他欣赏的时候，不只是视觉通道，听觉的、嗅觉的通道都随之打开。

他的花园早在规划时就目标明确：景致随四季更迭，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果、不同的味道。入门打眼处的日本罗汉松被赋予了“喜迎贵客”的职责，多面的云块每一朵都很饱满。“别看小小的一株，它已经200多岁了。三分种七分养，我一年大概修两次。”日本红枫已有一撮泛红，秋天则是整片层叠的红色。如果在5月，整棵绿油油的树葡萄会结满紫黑色的果，“基本一半是我吃，一半松鼠和鸟在吃”。事实上，花园结出的大部分果子都被他慷慨地跟自然分享了。

从越南全冠移植的幌伞枫占据着核心位置，深绿色的树冠霸气地向四周舒展。绕过它继续向前，程歡牵出一根柔软的针叶枝条轻轻一搓，手指上留着淡淡的暗香。这棵黄金香柳是他从法国引进的，树叶能提炼出香水的成分。他对植物的特性如数家珍：“每天我都跟它们对话，每个都是我的好朋友。”比利时茶花树刚刚出蕾，另一侧的日式园林已经硕果累累了，正说着，一颗熟透的莲雾啪嗒落了下来。

福州的文化底蕴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程歡对美的感知。“算文化机遇吧，福州是历代出状元和进士最多的地方。”的确，在三坊七巷，曾居住过林则徐、沈葆桢、严复、冰心、林觉民等，有134处房屋被列入文物保护范畴，近200年的脉络都是它被郁达夫视为“尽钟鼎之家”的原因。程歡的收藏从近现代书画开始，因为福州的名家成群给他带来了近水楼台的优势。后来，欧洲博物馆的钟表馆藏让他感受到了另一种震撼。

“大部分怀表制作于18到19世纪，经历了数代人的传承，每一块都讲述了一个特定时代的背景。尤其在英国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制表业的飞跃也是文明的侧写。”在他收藏的高峰时期，怀表就有800多枚，连外国制表家族的人看了都叹为观止。

“很多人哪怕收藏字画，都把它们卷一卷放在保险柜里，这不是跟宝贝交流的方式。”纽约古董商安思远启发了程歡。安思远曾在曼哈顿的公寓有22个房间，为了融合居住与艺术展示功能，他将空间全部打通。明式家具为核心，青铜器摆放在长案上，唐代陶俑静静地立在门旁，多宝槅中的宋元明清瓷器错落有致。程歡也希望自己的藏品能够如此一般跟日常产生交流。

就这样，1890年的五铃双鼓交响音乐盒被他委以“迎宾乐队”的重任，时而为大家在一层的会客厅助兴。这个出自瑞士传统八音盒制作家族的作品可以演奏12首曲子，里面鼓、锣等发声装置使得音域更丰富。在程歡家里漫游，到处都是“偶遇”。可能是博物馆级别的神秘钟，研究它的运行机制都要花费一些功夫；可能是投币式机械鸟笼，体验一下宫廷贵族的奢侈；还可能是1568年的双面钟，在它被制造的时代，时钟还是权力的专属。

程歡对每一个宝贝都呵护有加，用他的话来说：“既然你选择把它请回来，就要善待它。”被程歡请回家的不只有标记着西方匠艺的精密制表，还有铭刻着传统文化的书画、瓷器、晶石类雕塑。就像看重逻辑统一性的人多少会轻视散步这种没有系统、自由自在的行动，而建立逻辑学的亚里士多德学派却唤作“散步学派”，可见散步和逻辑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类似的，虽然收藏领域多样，对于每一个，程歡都极尽钻研之能事。它们各自的展陈空间也按照程歡自己的脉络建构着。“我着迷于美的感受，一切与美有关的东西我都想参与。”

他很认同画家蒋勋的见解：美真正抵御的是心灵的荒凉。生活中的美，哪怕微不足道，都能在需要的时候一点点把内心的荒凉感弥补起来。这呼应了一个典故：某天，佛陀不想讲课，就拿了一朵花给大家看，意思是：经文的要义就在那朵花里，懂得了那朵花，就懂得了生命本身。在程歡眼中，每一件藏品都是“那朵花”。他相信：“越有美的期待，生活就会回馈给你越多的感知。”

诗的上半句和酒室是契合的，我更欣赏下半句的深意和积极态度：哪怕我们初相识，友情也会像松树一样长久。当下更流行一位经济学家的说法“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她和我们古人都在说类似的道理，人生中很多事情只要开始都“不嫌迟”。

给藏品找一个合适的场域也是对它的敬畏。比如那一对伊秉绶的字，我拍回来已经10多年了，后来装修的时候把它挂在了经常和朋友把玩古董的空间里。“纵横联句长侵夜，次第看花直到秋”，这里的“看”和“花”都是象形字，已经很少见到。伊秉绶在书画收藏中的地位从拍卖中就看得出——北京保利2022春拍中，他所作的隶书横披“长生长乐之居”最终拍出2875万元的高价。这位“隶书之王”不讲究波磔雁尾，多是中锋行笔，笔画粗细大致相同，浓墨使书作骨力内含，有庙堂气。

我收藏的不是隶书，但挂在这里十分应景。伊秉绶是政治家、书法家，还是生活家，常常聚集文人墨客吟咏唱和，他为了方便待客发明了“伊面”。我和朋友的小聚不及古人风雅，但很希望达到他们那种从容的境界。这首诗创作的时候，清朝已不复鼎盛之势，文人们也没了指点江山的抱负，他们远离纷争回归生活，安于平和。

无论是“小松初种不嫌迟”还是“次第看花直到秋”，都是值得我们品味的智慧和文化提炼。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它们需要被安置在一个与其意境融合的场域，从感官上来讲，无论是装裱的尺寸还是书作的底色都和周围搭配得恰到好处，仿佛冥冥之中它就属于这里。

古话讲“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足见钧窑的珍贵。“夕阳紫翠忽成岚”描述的就是这件钧窑紫斑碗的状态，既有天青色又有紫红彩。它还有种“芙蓉出水”的美，与儒道诸家强调委婉含蓄的“中和之美”是对应的。

而这件雍正时期的柠檬黄单色釉碟胎体细腻，薄到像纸张一样透光。虽然明清瓷更推崇“错彩镂金”，但它还是很清雅的质感。

玩瓷器有句行话：一方顶十圆，所以即便清光绪青花瓷方笔洗离现代很近，它也很珍贵。更何况它的纹样是青花五爪龙，这就代表它是宫廷器具。因为它们的稀缺性，收藏宫廷类藏品不仅需要专业鉴赏力，更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

我在这个门类中也有不少藏品，从镶嵌绿松石、玛瑙的百宝嵌到贴花的琉璃摆件，都在追求材质的珍奇，就连这件清乾隆铜鎏金果盒上面的龙都可以动，足以看出当时以“贵”为美的装饰风格有多么极致。

陈列每一件瓷器的时候，我都在底部融入了一个镜面反射的巧思。之前去大英博物馆，用我女儿的话来说，“他们没有我们家摆得那么漂亮”，因为我把器物底款都打出来了。这也是对每一件藏品的尊重，你凑近就能发现，这一件不用拿起来也能看到下面的款是康熙双圈。

印章“几席有余香”的印文出自《白鹿洞诗》，白鹿洞的名气不用多说，宋朝大家朱熹也曾在那里讲学，这首诗是乾隆在游览白鹿洞之后发出感慨，就好像几案和坐席上还回荡着先贤文脉的袅袅余韵。乾隆应该很中意这枚印章，包括《游春图》、柳公权《兰亭诗》等150多幅被收录在《石渠宝笈》中的书画，都能找到“几席有余香”的印记。

同样难得的是它取材田黄石。要知道福州的寿山石被称为传统“四大印章石”之一，而作为皇家制作印章的理想选材，寿山石里最著名的就是田黄石。非常有名的一枚乾隆田黄三联玉玺曾被溥仪带出宫，几经辗转后又移交给故宫博物院收藏。

鉴于皇帝印章的拍卖出现过从1500万到破亿的盛况，我原本预估这件清乾隆“几席有余香”玉玺的竞拍也会十分激烈，它却是被我“捡漏”的。那次，中国香港苏富比拍卖当日正好遇到台风，很多商业活动都停摆了。市政基本上建议大家不要出门，可拍卖还是照常举行。现场几乎没什么人，我两手就把它“举”下来了。第二天，有一位身份显赫的藏家通过拍卖行表达希望加价30%让我转让给他，我在拒绝时表示，这枚玉玺对我也很重要。

说起来“几席有余香”玉玺和福建颇有渊源，朱熹是福建人，田黄也是福州传统的名贵石材，所以很多福建省的文物专家听闻消息后都向我表达祝贺。事实上，我同样看重它轻巧的身体浓缩着的历史、典故和志向。我个人更倾向于把它称为“文人章”。

工厂特地为这16根灯杆开模生产。展示柜可以升降，便于我日常取出它们保养。漆的层数、颜色，玻璃的高度，以及机械设备的嵌入位置，都被我详细标注在图纸上。虽然过程耗费心力，但我既然要做，就要达到让自己舒服的状态。

就像展示瓷器那样，我也希望怀表能尽量呈现它多面的细节，这连不少博物馆的展示都没做到。比如这款沙特国王私人定制的珐琅怀表，他的肖像被红宝石时标环绕着，而背面的玑镂雕刻也同样精致。百达翡丽博物馆有同款珍藏。

每一块怀表都承载着独特的故事和意义。不同家族的怀表通常拥有专属的标志，象征着他们注重家族观，注重自我的意识。比如，拿破仑的妹妹定制的这款问表，并不是常见的教堂音，而是彰显家族骁勇的马蹄声。另一块问表透过设置能推测出定制人可能经常听歌剧，因为它并非通过声音而是借由震动报时，避免在听歌剧的时候发出声响不礼貌。

欧洲贵族的生活方式通常延续很久，其中是有些精髓在的，而这些精髓更在于精神层面，而非物质。他们对家族传承的信守让我特别有共鸣。我们家也是有家族族徽的，每次两个女儿闹矛盾，我都让她们对着族徽想想什么是谦让互爱。

每个人都应该和时间做朋友。每到半点和整点，家里的钟鸣声都带给我一种时间的归属感。听到嘀嗒声，别人会睡不好，我反而睡得特别踏实。我经常坐在工作台前给它们上弦、除尘、做保养，这些互动有精力的投入，也会让我们更亲密。打开表盖，看到100多年前制表师刻下的名字，我都会很感动。这也算是一种缘分的连接，是吧？我在和百年前的他做着类似的事情，并且我们都很喜欢这件事。

哪怕什么都不做，只是看着它们，也会闪现一些场景：有时是去欧洲贵族家里“收”它们的经历；有时是一些憧憬，比如再过五六十年，我女儿是如何与之相处的；有时我甚至在想，百年之后，我其他的收藏会不会漂泊到西方，就像它们来到东方一样。我一直说“过眼即拥有”，对于这些我没有执念。

在他们难以为继的时候，愿意相信这些古董在我这里能找到更好的归宿。为了收到某些宝贝，有些时间拉锯也是正常的。在香港古董展上，每年我都跟一位英国绅士碰面。有一次，我看中的东西他第一年不肯割爱，到了第二年他松口了而我却兴致寥寥。很多时候，想拥有只是出于那一刻的冲动，可能经过一年我遇到了更有兴致的目标。这也是个蛮残酷的商业逻辑——没有永恒的买方。

其实，无论是收中国画也好、瓷器也好，不一定每一件东西你最终都会得到。在我自己命名的“成双成对”瓷器系列中，所有收藏都应该是成对的，目前仍有个别位置有待填补。比如那个嘉庆年间的烛台，我一直都在寻觅着。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藏家会选择为其空一个位置，而我的方式则是出于另一种心态。展柜中间被我设置了一面镜子，如此一来，烛台在等待另一半的时候不再形单影只。观看时，两者共同折射出我的执着和期许。

感知比得到重要。我对女儿的教育也很强调这一点。我本身就是一个注重体验的人，园艺、运动、极地探险都有涉猎，所以我也希望她们多建立自己的兴趣。每到假期，一家人去各个地方逛博物馆已经成为习惯。记得大女儿临近中考的时候，我建议她去社区山顶公园的凉亭复习，那里是通透的，完全融入自然。哪怕她功课没有记住很多，充分享受环境也可以悟出智慧，那些被吸收的气场能量会在另外的时候给予她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