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时光机-品牌案例《赵涛：风流时代里具体的人》

蓝色衬衫、蓝色风衣、酒红色长裤、黑色高跟鞋、金色耳环、黑色腰带均为Fendi

红色皮质手套 Maison Margiela

2025年12月，电影《山河故人》在中国大陆重映。

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演员赵涛并没有对这个年份产生什么具体感受。电影里，2025 年是未来，里面有老去的自己、悬浮的科技，以及下一代人突破禁忌的爱情。那时的她没有意识到，这个被写进剧本的年份，会如此迅速地成为现实。而自己上一次完整地看这部电影，已经是10年前的戛纳电影节首映。

这几年，赵涛重遇《山河故人》，是在手机屏幕上，多是被剪辑出的切片。有时是自己在大雪里的舞蹈，有时是一个表情，有时是一句被反复引用的台词。短视频让影像以信息流的方式重新进入日常生活，也改变了它们被观看的方式。

在中国电影的历史中，像赵涛这样被长期、持续记录的演员，并不多见。从二十多岁开始进入贾樟柯导演的镜头，她的表演几乎没有被中断过。又因为作品中对现实底色的美学呈现，这种时间感被不断放大——时代不是偶尔落在赵涛身上，而是被完整地保存下来。

而当时间被拉开距离，当世界、社会与个人经验都发生变化之后，赵涛对沈涛这个人物的理解，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沈涛选择了张晋生。后来在离婚的时候，又痛苦地选择放弃孩子的抚养权。这些决定，都是她自己主动做出的。没有人能够预料，这些选择最终会带来什么。”

结婚、拍婚纱照的时候，沈涛一定想不到他们会走向离婚；面对儿子的时候，她也一定想不到，孩子长大以后，会因为她的离去，在情感上留下空白和困惑。回看这个故事，赵涛会更深刻地理解、也更认同电影里的那句台词，“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

她很喜欢电影的结尾，沈涛一个人生活的状态，在当年赵涛并没有多想，觉得那只是电影里的人物。现在回过头看，她会意识到，“贾导似乎在很多年前，就已经预见到了一种现实：在 2026年，会有越来越多的女性，一个人生活、独立生活、坚强生活。”

这种判断，并不是从电影里抽象出来的。她说，正是因为现在网络非常发达，她每天都能看到来自不同地方的女性故事：她们的情感变化、泪水、幸福。现实不断补充着电影里曾经显得遥远的状态。

《山河故人》在当下的传播环境中，获得了一种很长久的生命力。赵涛并不否认这种变化的存在。只不过与切片式的信息流火热相比，电影却正在经历关于失落的讨论。在赵涛看来，电影是一种可以让很多互不相识的人，集中在同一个环境里，一起去看的艺术形式。“你可能喜欢，他可能不喜欢；你可能已经看过很多遍，也有人是第一次看，但在那个空间里，大家是在共同感受这部电影带来的情绪。”

这也是她十年来没有完整重看《山河故人》的原因之一。她很清楚，如果不是在一个合适的观看环境里，她宁愿不看。因为她明晰，在这样一部作品里，导演在每一句台词、每一个表演、每一种颜色变化中，都投入了非常具体、明确的创作意图。

作为参与其中的人，她在互联网上看到片段时，当然会产生大量个人情绪和联想；但她也很清楚，“如果一个观众只是看到那句‘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他并不知道这句话是在怎样的叙事过程中出现的，也无法理解它真正的重量。”而对赵涛而言，这句台词的重量，是在十年的生活反复咀嚼出的疲惫。

粉色双排扣西装上衣、粉色西裤均为Kiton

Scarlett白色高跟鞋 Jimmy Choo

绿色幸运草项链、绿色幸运草手链 均为Dior

在父亲去世之前，三十多岁的赵涛仍然把自己视为一个“女生”。“一家四口都在，我在学校工作，假期跟着导演去拍戏，拍完戏就到不同地方跑，做分享、交流。回想起来非常幸福。”赵涛说，“在那之后，我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责任这件事不再是抽象的，而是会真实地落在一个人身上。”

父亲去世后，她把所有事情一件一件办完。流程、安排、善后，没有任何可以跳过的部分。等一切结束，她一个人回到家。屋里很安静。她换了衣服，出门，去了朝阳公园跑步。那一次跑步，并不是为了锻炼。她没有去想周围有没有人，也没有去控制情绪。她说，在人处于极度痛苦的时候，是不会去顾及外界影响的，情绪会在某一个瞬间彻底释放。

从那之后，赵涛开始对聚光灯下的生活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几乎不再参加应酬。“那些状态是瞬间的，结束之后，人还是要回到自己的生活。”现在，她最在意的事情，变成了平静。“如果我能在一个家庭里保持内心平静，就能把这种状态带给家人。”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中国电影里女性形象的变化，常常被讨论为题材或表达；但在赵涛这里，这种变化首先发生在生活层面——不是姿态，而是她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身体和情绪。她重新理解了“孤独”这个词，并非常享受这种状态。一个人逛街、一个人买东西，累的时候就坐在公共空间里，看人来人往。那些人与她没有直接关系，却不断向她传递情绪。

她用“海绵”来形容自己。赵涛希望自己像一块吸满水的海绵，而这些水，来自极其日常的状态：观察、情感的积累、对人的感受、对事物的体认。“我很清楚，在经历过生老病死、经历过家人的离去之后，这些经验都会被身体记住。等到回到片场，不论角色叫什么名字，这些真实的人生经验，都会参与到人物的塑造之中。”

赵涛的表演方法，很早就和身体紧密相关。她出身于舞蹈，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用身体参与表演。在她看来，情感并不先于身体出现，而是存在于四肢、指尖和身体的延伸之中。关键不在于动作本身，而在于，如何把一种内在状态，通过身体准确地带出来。

老师曾对她说，哪怕只是跳一段东北秧歌里的“送亲”，心里也一定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后来进入电影表演，她对这一点的判断变得更加明确：“当你使用身体时，不能只是完成一个动作。擦汗、抹嘴、转身，如果背后没有心理逻辑，是没有意义的。”在那些看似只是“走过去”、“进来”、“转身”的镜头里，她心里始终有一套完整的内部叙述。

这种对身体和空间的判断，在她独立拍摄意大利电影《我是丽》时，变得更加清晰。导演提前一个多月把她叫到基奥贾‌体验生活和排练，但真正到了片场，在真实的咖啡馆空间里，她发现排练中的走位并不成立。

拍完第一场戏，她直接和导演沟通：能不能完整表达你想要的东西，但用我自己的方式？她会根据现场环境重新设定动作。比如在咖啡馆里，她的身份是服务员，从 A 点走到 B 点的过程中，桌上有一个咖啡杯，她会顺手把杯子收起来，放进托盘里——这是这个空间里真正属于这个角色的人才会做的动作。

刚进入电影行业时，赵涛其实对电影和表演一无所知。她对“表演”的全部理解，来自舞蹈。第一部电影《站台》拍完，她判断自己演得好不好的唯一标准，是导演的一句话：“过了”，那就过了。她很清楚地说，那时的自己是没有判断力的。

转折点是《三峡好人》。从接到通知到正式开拍，只有一个星期，剧本也并不完整。她只知道这个人物叫沈红，是来寻夫的，至于每一场戏怎么拍，她并不知道。与此同时，她也理解导演当时的处境：一边拍电影，一边还在拍刘小东的纪录片，整个剧组都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里。

在这种情况下，她只能自己寻找一种尽快进入人物的方法。她抓住的是“孤独感”。那段时间，她刻意不跟同事聊天、不参加聚会，找没有人的地方坐着，看路上的人，用这种方式去理解角色。拍摄过程中，导演说过一句话，让她至今记得很清楚：“你站在摄影机前，你不能是演员，但你又必须是演员。”

后来，她进入完全不同的工作环境拍摄意大利电影。没有贾樟柯，也没有中国团队，所有判断都只能靠自己，彻底地独立了。那段时间，她每一场戏拍完，都会看回放，判断问题出在哪里。半年准备期里学语言、背台词，到真正上片场时，“所有东西都刻在身体里了”。《我是丽》为赵涛获得了意大利电影金像奖，对她来说，并不是奖项本身的意义，而是它确认了一件事：她的表演方法是成立的。

当她再回到与贾樟柯的工作中，能明显感觉到合作方式也在逐渐发生变化。以前，她只需要听导演说“过”；现在，她会主动看回放，对自己的表演作出判断。两个人之间的废话越来越少，讨论的都是具体问题、具体点位。

而无论角色是不是都叫“巧巧”，对赵涛来说，都是不同的人物。这一点，导演不需要解释，她自己也非常清楚。说到这里，她的总结：“好像我们天生就应该一起干这个事。”

这几年，赵涛开始以另一种身份进入电影现场。2025年，她担任威尼斯电影节评审，过程里，要求她不断从一部电影的局部走向整体。每一个奖项，都需要充分讨论。导演会从导演的角度出发，演员会从表演的角度出发。她说，在这种讨论中，你会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对一部电影的判断，不能只停留在某一个点上。

她很喜欢这种状态。一天看五六部电影，虽然很累，但她形容那段时间非常纯粹。看完、做笔记、讨论，所有时间都被用在“看电影”这件事上。那是一种被时间完整占据的状态。

这种对时间的敏感，也逐渐回到她的日常生活里。她对自己的要求变得非常具体。她会明确规定自己看手机的时间，“我就只看一个小时，看完就结束，不再继续刷。”她坚持健身，一周会有四五种不同的运动方式。她也要求自己一定要阅读，这几年赵涛一直在读蒋韵的小说，尤其是《你好，安娜》。

“每一次我再拿起这本书，都会犹豫一下要不要读，因为我知道，我要经历一场非常剧烈、非常痛苦、但又情感极其丰富的体验。”她也会在外出时戴着耳机，听《平凡的世界》《红楼梦》，听中国美术史、音乐史。这些东西对她来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滋养，甚至比每天吃什么更重要。

也正是在这样的时间经验之中，赵涛对《风流一代》产生了格外强烈的感受——自己所面对的，并不只是人物，而是一段被完整记录下来的时间。“贾樟柯用摄影机记录下来的，从来不是时髦。”赵涛说，“我看到的是善良，是爱，是普通人身上那种非常平凡、但又特别动人的东西。这种平凡，并不是被美化的状态，而是时间一天天过去后，仍然留在生活里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她会在某一个瞬间非常真切地感受到：这个世界并不像想象中那样不堪，人和人之间依然存在着善意。

在时间淬炼的感受下，赵涛逐渐形成了一种判断方式，不是通过姿态、立场或身份去下结论，而是在时间与日常的反复积累中，辨认出什么是真实、什么是可靠。也正是在这样的观看方式中，她能够清楚地识别出一种自己所认同的女性状态。如果要选一个自己心目中的女性角色，她会想到《我仍在此》。这个角色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由两位演员完成：年轻时由费尔南达·托雷斯饰演，年老时则由她的母亲费尔南达·蒙特内格罗出演。

赵涛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是在平遥国际电影展期间，在“站台”露天剧场。风声很大，环境声复杂，注意力很难完全被收拢。电影里的女性，是一个家庭中的母亲。她可能没有走出家庭工作，但在她自己的认知里，对孩子、对家庭、对生活，都有清醒的判断。她的丈夫被冤入狱并失踪，她独自抚养三个孩子，陪他们长大。3年后，当她已经年老，在电视上看到政府正式承认，丈夫的失踪与当年的政治动荡有关，那是一种迟来的道歉。

赵涛说，作为演员，面对这样的情境，第一反应往往是思考：这一刻要怎么哭、怎么爆发。但费尔南达·蒙特内格罗的处理非常克制。她只是静静地坐着，眼睛轻轻睁了一下，然后回到日常。那一刻对她触动非常大。

过去，经常有记者在电影结束后问她一个问题：“在你演过的这些角色当中，你最喜欢哪一个？”她的回答几乎从来没有变过。她会说演过的每个角色都非常喜欢。角色并不只是人物本身，它们与她个人的生命经验、成长过程是连在一起的。

如果她想看看自己21岁时的样子，会去看《站台》；如果想看23岁的自己，会去看《任逍遥》；如果想回到40岁左右的状态，则会去看《江湖儿女》或《风流一代》。这些角色，并不会随着拍摄结束而从她的生命中消失。她只是在某一个时间段里，演绎了这样一个人物，但这个人物所带来的感受，对她来说是完整的，并且一直留在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