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北大期末考试题，你能拿多少分？

罗马共和国灭亡的主要原因是（）

1932年，西洋史专家陈受颐出掌北大历史系，随后增加了西洋史课程的设置，任教于厦门大学的陈同燮先生（1898-1970）受邀北上，开启了在北大的教学时光。

陈同燮先生在北京大学先后开设了“西洋通史”“西洋上古史”“西洋近百年史”“英国史”“欧洲殖民事业发展史”和“1815年以后的英帝国”六门课程，多为国内首设，并成为北大一些其他院系的必修课程。陈先生上课时不仅注重讲授的逻辑性，还很讲究音调和姿态语言的变化。他对自己编写的讲义内容烂熟于心，为方便学生记笔记，甚至每讲完一段，都会说：“另起一行。”要通过“西洋通史”这门课的考核，可不能没有宏观的历史视野：你需要阐述地中海东部横跨一千年的文明兴衰史，还得回应罗马为何会灭亡这样的大问题。

如今，历史系的课程中再也不会出现“西洋通史”这样的名称了。学科分工在细化，知识探索也在深入。陈先生的学生张知寒回忆，陈先生曾对学生说：“现在的世界和历史上的世界不同了。同学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应该放开眼界。过去的历史，都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重大事件，没有一件是离开世界环境而孤立存在的了。”新一代学子正继承陈先生的嘱托，继续奔赴在路上。

西汉初年“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到汉武帝时期，“牛马成群，农夫以马耕载，而民莫不骑乘”。这一变化主要反映了西汉（）

1931年夏，钱穆先生应聘执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上古史、秦汉史等课程。

钱先生总是将通史课在一年时间内讲完，力求一贯到底。他的通史课最鲜明的特色是根据历代人的有关意见，来陈述历代政治的各项得失，提纲挈领，分门别类，上自远古，下到清末，都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从《中国通史》的考核原题可以看出，钱先生要求学生能针对“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形成自己的立论，而不是简单复述历史事实。不仅如此，钱先生还关注学生的课堂反馈，设置了了解学生日常课程投入情况的小调查——或许这种对学生上课体验的密切关注，正是钱先生的课程如此受到追捧的原因。

《中国通史》课程如今已演变成《中国古代史》一课，但核心的考核内容没有改变，仍延续了对史料细节的考察和学生评述历史能力的要求。

下列哪一项属于变动成本（）

这张卷子的出题人是在制度经济学方面造诣颇深的赵迺抟先生（1897-1986）。今人或许对这个名字有些陌生，但事实上，赵先生任北大经济系主任长达18年，也是厉以宁先生的老师之一。

厉以宁先生曾在回忆中讲述这样一个故事：“那时候法学院有一个门庭寥落的专门图书馆，我是每日前往的常客，而从事经济史、经济学史方面的研究者也都经常去。赵迺抟老师当时是经济系的教授，他为了查东西也经常来，天天看到我就感到很奇怪：‘这个学生在干什么？’看到我在搜寻经济史、经济学史方面的书籍，他没有任何架子，热切地向我伸出援手：‘有些书这里没有，你上我家去，我家里有这方面的书。’和赵老师的交往也是轻松惬意的。还记得1955年毕业前夕，赵老师和骆涵素师母邀请我和其他几位同学共游香山，并一起在林中野餐，师生相和，至今难忘。”

回到这张试卷，作为经济学的基础课程，1935年的“经济原理”考试考察的主要知识点与今天北大的“经济学原理”课程已经基本一致。但与当年的考试直接进行概念考察不同的是，如今的经济学课程更侧重于要求学生用图像或数学语言去理解经济学概念，这多半反映了建模在经济学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在因果关系问题上，休谟认为（）

汤用彤先生（1893-1964）为我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解放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汤先生执教北大数十年内，曾讲授“哲学概论”、“西洋哲学史”、“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等课程，而先生对于西方哲学思想的研究、建树和贡献，也大多于这些课程之中得以体现。

曾就读于北大哲学系的哲学家杨祖陶回忆，汤用彤先生上课从不带讲稿，绝少板书，也不看学生，而是径直走到讲台边一站，就如黄河长江一泻千里式地讲下去。

先生在讲授中对哲学家的某种根本的观点或原则，总要作一种客观的质疑，一般说来，他只是客观地陈述其疑点或问题，而不对其是非作主观的判决。但是，这绝不是说先生在任何时候、在任何问题上都不表示自己的主张或观点。如在讲到“休谟哲学的两个解释”时，先生针对康蒲·斯密（Kemp Smith）把休谟哲学解释为从洛克而来的一种信仰一情感决定论的观点，列出事实进行了反驳，最后得出结论说：“我们赞同Kemp对信仰的重视，但不同意他关于休谟把哲学放在新的情感的基础上的观点。”

如今，哲学系开设的《哲学导论》课程功能类似当年的《哲学概论》，是大多数人文社科学生的必修课，先生所强调的质疑与批判精神，在今天的课堂中依然得以延续。

以下关于《伊利亚特》论述错误的是（）

1933年10月，自欧洲留学归来的朱光潜先生（1897-1986）应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之聘，赴北大西语系执教。除讲授西方名著选读和文学批评史外，朱光潜还在北大中文系和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班开过“文艺心理学”和“诗论”课。

朱光潜先生教授西洋名著，上起荷马史诗、柏拉图的对话集及圣经文学，下迄20世纪现代派作家作品，无一不进行透辟的讲述，当时前来听课学生们都很踊跃，不限于西洋语言文学系的学生，哲学系的何其芳也每课必到。

又如先生教授英诗课程，虽以《英诗金库》作为课本，但并不按照编者的编年史次序授课，第一部分以教育文学品位为主，让学生明白什么是好诗，主要是华兹华斯的诗歌。第二部分以知性为主，如：莎士比亚的几首十四行诗、雪莱的《奥兹曼迪斯》等。一次，朱光潜讲授华兹华斯的长诗《玛格丽特的悲苦》，讲到最后，取下了眼镜，眼泪流下双颊，突然把书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却无人开口说话。

1935年试题中提到的名著，今天北大的学生都不会不熟悉。今天，从事北大文科教学的教师们仍带着年轻的学生们细读着《伊利亚特》和《会饮》中充满魔力的词句。

这张写满数学符号的考卷，命题者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旧称）江泽涵（1902—1994），他是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担任系主任18年，他是杰出的数学家和教育家、中国拓扑学的开拓者，中国数学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江泽涵入学南开中学的时期，受“五四”运动“德先生、赛先生（民主与科学）”口号影响，兴趣发生变化，转而在分科时选择进理科班，这开启了他一生对数学的追求。1930年，江先生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报国心切的他舍弃普林斯顿大学优良的学术研究环境和优厚的经济待遇，带着研究拓扑学的新成果，回到北京大学数学系任教，开始了长达五十五年的大学数学教学与研究生涯。从88年前的“高等微积分”，到今天北大绝大多数学生都必须选修的“高等数学”，考试的内容差异并不大。数学作为人类理性的极致体现，其知识形式可超然于岁月的沧桑。

不过，在表面的相似背后，北大数学学科发展的接力棒早已经过了几代人的传递。北大人在数学前沿的一次次突破，每每振奋人心。但与此同时，无论走得多远，爬得多高，看到了多少前人未曾看到的东西，北大数学人都不会忘记先贤的筚路蓝缕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