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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一位笔名为二姐的作者在“人物”公众号写下一篇文章《当一位普通北京市民开始整理父母的遗物》（点击查看文章）。父亲的遗物中，有一本上世纪50年代的北京大学毕业证。在她的印象里，父亲从未向她讲过“名校是怎么回事”，自己也是在父亲患病卧床之后，才知道他曾投身于我国的核事业。
那些和父亲有关的物品
“每个人留下的东西，形式不一样，本质都一样。这些东西几乎一钱不值，它们又无比珍贵。理解了父母为什么留下那些东西，也就理解了他们。把它们保留起来，就是留住了父母，留住了与父母共同拥有的时光。”
在父亲脑梗前，二姐与父亲一起生活了数十年，很少想起要去主动了解父亲；而在父亲脑梗后，当二姐想听父亲尽可能多讲讲时，他的语言能力和读写能力却随着疾病开始逐渐丧失。那时，父亲已经无法完整地讲述自己的一生了。
好在还有不少物件可以说话，二姐尝试通过它们来重新认识父亲。
二姐记得小时候看到文凭上面写着“成绩及格”，嘲笑了父亲好几年：吹牛！才是及格！优良中差，连个中都不是。
父亲听了只是笑。
他从不向二姐解释名校是怎么回事，也很少讲从一个小县城考到北京是多么不容易。哪怕提起，也是轻轻带过。他说自己不是什么天才人物，只是“念书没费过劲”。
半数真诚半数谦虚。从四川长江边的小镇到北京，远不只是2000公里的路程，所有的收获无不依赖于父亲的努力和坚持。
父亲曾给二姐说过，他大学期间为了不耽误时间，常常下课后先在教室学习，等同学们都吃完后不用排队了，才去吃饭。
从高考毅然选择北大，到大学后将外语从俄语转为英语；从在北大学习无机化学专业，到用所学知识服务于国家建设……父亲只是不说，却隐没不去其中那些被克服的艰辛与困难。
二姐看到证书时的第一反应是“我爸业务上还是很厉害的啊！”然后，好像就没有了。直到现在，二姐还不确定特殊津贴是在表彰父亲哪方面的贡献。她对父亲的工作实在了解寥寥。
小时候的二姐也好奇，为什么自己的父亲和别人的不一样，一周只能回家两次。
母亲也只知道父亲是在保密单位工作。具体哪个单位呢？她也说不准。
“后来很久，我才听说我爸工作的单位叫二机部。”
“又过了好多年，又听说，我爸工作的单位好像叫什么核工业部。”
直到父亲脑梗之后，医生嘱咐要拉着父亲多聊天。二姐才真正第一次听到父亲亲口谈工作。“我小时候你那么神秘。一个星期才回两次家？你干什么去了，你那会到底做的是什么工作？”
病床上的父亲比以往更加瘦小了，裹在医院病床上的被子里，第一次告诉女儿：“我是研究核燃料的。”
二姐总是不大能把眼前的父亲和核燃料研究联系在一起，普通的父亲离自己太近了，而国家的核事业听起来又太遥远了。然而，在看到电视上热播的《功勋》时，二姐也会自然地和爱人说，“咱国家两弹一星那么大的事儿，里头有爸一份功劳。”
这个橘色的笔记本是二姐在初中二年级时的新年联欢会上，从父母那里收到的礼物。那时二姐的目光不乐意停留在它上面，而是被其他同学从父母那里收到的漂亮地球仪紧紧吸引。
本子现在看起来已经很陈旧了，曾经作为礼物时，它在当时的二姐眼中也是一样的平凡。唯一特殊的，是扉页上有父母写的一句话，“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这句广为人知的口号，不仅是父母对二姐的鼓励，更是二姐父母一生所思所行的真实写照。
有一次二姐和父母一起去紫竹院公园，路过竹子，父亲忽然问“斑竹一枝千滴泪”的下一句是什么？二姐说不知道，父亲立马接上“红霞万朵百重衣”。
二姐说，之前大家都传，说北大的理科生文科也很好，她还不信，在她父亲这里，她是真信了。
……
再后来，二姐希望父亲还能像那天一样，但父亲已经不怎么能说话了。
二姐评价父亲，是个“终其一生，都对自己有要求的人”。他一直在努力把握自己最后的读写与说话能力，他给自己定下了每日任务——抄写一首诗。
字形仍然挺拔，笔画变形的幅度却越来越大，载着父亲最后的努力与不甘。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依然如往日般坚韧。
往常与非常
“人不在了，就无处不在了。”
在父亲走后，二姐的日子好像和往常一样，又好像什么都不太一样了。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备忘录轻巧了许多。不用记挂着父亲的服药、换胃管时间了；不用一颗心老吊在手机铃声上了，听见声音就一激灵；也不用总是跑回家探望了，绞尽脑汁逗老爷子说话，还常常不得窍……
但二姐说她不习惯：“他们在的时候，老怕他们有事儿，心理压力很大，长时间焦虑。他们不在了，那种心理压力没有了，又觉得整个人轻飘飘的，不知道要往哪儿飘。好像自己是一粒沙子。”
二姐的心也轻了许多，没有着落，“世上从此又多了一个没有父亲的人”。
还是会有些遗憾，对于父亲的了解不够多。但仔细想想，父亲那一代北大同学们的孩子里，也不乏和自己一样对父亲了解甚少的吧。
二姐父亲是1954年进入北大化学系就读的，由于工作的保密性质，父亲极少在家里谈论他的同事们。
那个年代的北大毕业生们，可能有许多人和二姐的父亲一样，在儿女的童年里留下了亲切却又朦胧的印象。投身于国家建设，他们的位置被锚定在一个个关键却又不得不隐形的节点上，却也遗憾错失了许多和孩子亲密交流的瞬间。直待数十年过去后，他们远离了工作，那段被隐去的经历才能被儿女重新端详。
和往常一样，二姐依旧喜欢“city walk”，轧马路、逛胡同。二姐说，行走是与城市相处的最好的方式。诗不仅在远方，也在眼前，在每一朵花、每一棵草都努力活着的劲头里。
她爱这种勃勃的生机。
父母在世时，也常常相伴出门。只是年纪不饶人，他们没法像二姐一样walk，就选择坐公交车：夏天五点起床，公交一坐，直奔颐和园。颐和园的花可有得赏，扑簌簌一片，几小时后，公交又给两位老人捎回来。
在家里，两位老人侍弄花草、喂猫。现在，这两项工作也转移到了二姐身上。父母怎么对它们，二姐也不会差了事儿。
“我爸对谁说话都特温和，对猫也是。刚捡来时猫脑门上破了，我妈给它上药，猫就不干，我爸给它上药，那猫可乖了，乖乖的让给上药，特奇怪。我爸那会在家，猫天天要跟我爸睡，睡到我爸脚底下，我爸已经都没什么反应了，那只猫还要跟他一起睡。”
“我妈那会养了一盆儿虎刺梅，那花长得张牙舞爪的，得是我这胳膊左右伸开了那么长，养得特别好。”
今天，从颐和园回来的公交仍旧会照常停在那个站点上。只是，没有照常下车的父母和在车站等待的二姐了。
想念，在每一天
“我妈我爸，还有我最好的那个闺蜜。然后包括我的猫，他们都是我的至亲。我心里特别地想念他们。这件事它经常发生，不用非要等到清明节那一天。他们这些人在我生命中的影响，是渗透到每一天里面的。”
在院儿门口等父亲，是二姐回忆小时候时印象尤为深刻的一幕。
小时候的二姐不知道父亲做什么工作，也疑惑过父亲为什么不天天回家。但这个问题她不常想，更吸引她的，是一些数字——
每周三、周六，父亲会回家一趟；
父亲工作在通州，距离自己住的地方单程公交需要两个多小时；
父亲坐的是大一路公交；
晚上6:55，就可以出门，站在大院门口的路灯底下等待父亲；
父亲的手中一定带着一块义利的维夫饼干
……
那是特意给她带的。
有一次，都七点多了，二姐还没等到父亲，家里人都劝二姐回家等。“我就是不听，就是在路灯底下站着。等到快八点了，我爸才从纷飞的雪花里出现。那天的维夫饼干特别好吃。”
昏黄的路灯和飞舞的雪花，小个子的父亲和更小只的自己，长久地定格在了二姐的人生里。
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二姐觉得他是一个不怎么浪漫的人。
十几岁时，母亲告诉过二姐，父亲写给她的第一封信，开头就是“让我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个人的情意缀在后面。“我妈心里笑得不行，觉得我爸真是个大书呆子，又觉得我爸一笔字写得不错，才同意交往”。
但正是这个不浪漫的人，会在母亲生病后，手抄她喜欢的歌词和戏曲；
正是这个不浪漫的人，会在母亲睡着后，蹒跚着步伐走到母亲床头偷亲母亲；
这个不浪漫的人，总是记得和母亲有关的所有小事，药瓶在哪里他一清二楚；
这个不浪漫的人，数小时的奔波、连日的工作，都不会忘了给女儿带她喜欢的饼干；
这个不浪漫的人，总是鼓励女儿追逐自己喜爱的工作，追求自己喜欢的人，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不浪漫就不浪漫吧。
温和，才是二姐对父亲的总结：待人真诚、良善，做事踏实、严谨，柔韧性和包容性具在，他对身边人有着最大程度的体谅。
后来有一天，二姐梦到了父亲母亲。
母亲仍然像往常那样指挥着父亲给她理发：“把头发推短点儿。”等二姐追出去，父亲已经推完了头发，基本就比剃秃长那么几毫米。二姐心说坏了，母亲八成又得急，这俩人，一个理发不去理发馆，一个完全不会也敢下手。
二姐想，要是母亲急了，她就告诉母亲，挺好的，夏天凉快。
母亲又和二姐说，专家说吃了某种小西红柿人就情绪不稳定，你爸就吃了，“你看你爸是不是情绪不稳定？”
二姐回：“那是中毒了吧？”
然后二姐就被猫叫醒了。也好，母亲还没发现父亲剃秃了她……
在梦中，一家三口，依然是，一个暴脾气，一个不说话，一个活稀泥。
还像往常一样。
二姐回头，看到阳台上开得正好的水仙海棠朱顶红，突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压过来……想了一会儿，可能那就是思念。
来源 | 北京大学融媒体中心
图片 | 受访者本人提供
采访 | 陈之玉、马骁
文字 | 马骁
编辑、排版 | 唐儒雅
责编 | 王嗖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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