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手拿枪，一手拿刻刀，他们是战士也是艺术家……

黑白两色的木刻版画质朴、强烈，其价值远远超出美术范畴，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为讲好抗战故事、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开辟了一条独特而具象的视觉路径。

众多艺术形式中，为何木刻版画能够成为传递战况、凝聚民心的重要载体？《烽火木刻》首集《笔与刀》指向了一个人物，他的名字与中国现代文学紧紧联系在一起，而在这部纪录片中，展示了这位文化巨匠的另一重身份——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倡导者和引路人。

——鲁迅

鲁迅先生的这句话，指明了新兴木刻的作用，预言了木刻版画将在革命时的中国成为最有力的一种视觉方式。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鲁迅不仅登高一呼，将现代版画引入中国，还一直通过书信指导木刻青年的创作。抗战爆发之后，这些青年人奔赴全国各地宣传抗日。他们的故事，在《烽火木刻》的随后几集中得以呈现。

——《胡一川日记》

1937年8月12日

每集10分钟，既独立成章，合在一起又能构成木刻与当时社会的全景图。在纪录片策划之初，主创团队决定将木刻与中国抗战的多重关系，作为展开全片的结构方式。这也为《烽火木刻》勾勒出清晰的定位：并非抗战历史的简单梳理，也不是对美术发展史的重复，而是希望以视觉解析为出发点，引领受众了解木刻艺术与民族命运相互影响的关系。

通过每一集不同的人物视角，我们看见了木刻艺术如何与一个民族的命运同频共振，如何在战火中萌发，在土地上生长，在百姓的生活中交融，在国际间产生共鸣。

作为将战场视觉化、图像化最为有力的工具之一，木刻版画既有黑白照片式的纪实和新闻功能，还具有照片难以比拟的抒情性和力量感。如今，它们静静陈列于博物馆、美术馆，却蕴含着鲜血和烈火凝结而成的巨大能量。

这些木刻作品的烽火记忆，该如何还原？

细节要鲜活，学术要严谨，这是纪录片《烽火木刻》的创作目标。

在制作过程中，为真实还原抗战木刻的历史现场，《烽火木刻》团队奔赴全国多家美术馆、博物馆、艺术院校的档案库，寻觅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独家记忆”。其中，三件珍贵的历史资料，牵出了片中三个关键的历史场景。

这枚由美术工作者吕蒙等人设计的臂章，上面刻着一个左手持枪右手指向前方的战士，并在左下角标明“抗敌”二字。这枚木刻臂章，跟随着新四军战士在战场冲杀，犹如视觉化的冲锋号。第2集《武器》就讲述了这枚新四军最初版臂章的故事。

1936年的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是《烽火木刻》系列叙事中的关键场景。为还原历史，主创团队依照老照片中的人物、服饰，以复刻的方式，联合二十余位演员，借助精准的美术道具，在广东美术学院美术馆实景重现了当年的展览盛况。

木刻家胡一川的作品《到前线去》，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最早反映抗战的作品之一。第3集《在延安》以胡一川收到延安文艺座谈会请柬为线索，讲述这张有些褪色的红纸，见证着未来新中国文艺方向的确立，一直影响至今。

如何运用新技术讲好这些故事，既提升内容的呈现效果，又要保证纪录片的厚重质感，也是主创团队重点思考的问题。最终，在视觉呈现上，本片让木刻自身成为了叙述者。

4K超高清摄影清晰刻录下每一道刀痕与墨韵，动态演示则完整重现了从草稿到成品的创作历程。AI技术在历史场景中的运用，让画面具有生动的表现力，力求让观众感受到历史画面呼吸的温度与心跳。

在《烽火木刻》的整个创作阶段，总台团队联合来自中国美术家协会版画艺术委员会、广州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等学术机构的多位专家学者、艺术家、策展人，以及版画家后代深度参与，以严谨的专业态度、精湛的影像表达和技术应用，共同开展了一场大众美育的实践。

中国美术家协会版画艺术委员会主任宋光智说：“这部纪录片让我们重新认识了抗战木刻的价值——它不仅是历史的记录，更是当代创作的灵感源泉，重温经典，才能凝聚新的创造活力。”木刻家王琦之子王炜评价，这部纪录片“将中国新兴木刻运动与抗战木刻有机联系，并通过再现‘木刻青年’这一群体，反映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教师康剑飞说：“这是近年来关于新兴木刻最好的纪录片。”

纪录片播出后，北京鲁迅博物馆、四川美术馆、成都美术馆等机构发来“联合展映”邀请，多所美术院校希望基于纪录片开发专业教学课件。未来，从线上到线下、从大众美育到专业课堂，这部总台纪录片将出现在更多场景中，让抗战木刻这一革命文化中极具视觉张力的文艺旗帜，吸引更多关注、欣赏的目光。

《烽火木刻》是总台军事文化类产品的又一创新力作。制作一幅木刻，只需要一块木板、一把刻刀，配以廉价的纸张和油墨。刀木相击，白咬着黑。它的笔触看似粗粝，却能跨越国界，激发共鸣。正如片中所说，木刻家们所凿刻的战时中国面孔被世界看见，这些直白而深邃的作品成为了反法西斯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与世界共同见证战火与抗争的同时，它也将中国人民的坚韧和信念深深嵌入了全球反法西斯战争的视觉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