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秋，清华校车捎来一名北大新生。

作为北京大学考古系成立后录取的第一届学生，十八岁的杨哲峰辗转换乘拖拉机、长途汽车、火车，才终于从湖北老家来到北京。

可北大的报到时间是在次日，其时火车站不见迎新的队伍，杨哲峰只能搭上清华迎新的顺风车抵达清华园，然后步行到燕园。他拖着行李，一路行至夜雾中的未名湖畔，无暇欣赏风景，就已迷了方向。正巧遇到一位散步的老者，迷失方向的他便鼓起勇气去问路。老者听后，径直把他领到了考古学教师吕遵谔先生家中，嘱托吕先生安排晚餐和住处。吕先生为这个年轻人下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饭后，将这位新生交给了自己的研究生，带他登记入住学生宿舍——杨哲峰的燕园生活由此展开。

彼时的青年还全然不知，这位老者正是北大考古系第一任系主任、他未来的研究生导师——宿白先生。他也并未预料到，未来的四十年里，他将在完成学业后留校任教并担任历史学系考古教研室主任，开授多门本科生基础课程和研究生必修课程，完成超过2416学时的在校教学工作量和超过7000学时的田野教学工作量。

2023年9月，杨哲峰获得了北京大学第六届教学卓越奖。

1990年，硕士毕业的杨哲峰留下任教。

“我当时也不知道自己留校以后应该干什么，但我是这样一个人——只要有给我安排的工作，我都会认真地做。”

杨哲峰看似对于未来并没有什么规划，实则脚踏实地，一头扎进教学工作中。他一边教授“中国历史文选”课程，一边带领同学们进行田野考古的基础实习。直到十年后，杨哲峰才开设自己的第一门研究生专业课“汉唐周边地区的考古研究专题”，后来更名“汉唐边疆考古研究”。

1999年古代建筑专业方向开始招收本科生，院系安排他主讲一门新课“汉至清历史文选”，后来更名为“中国历史文献”。教研室的本意只是改变一下名目，并不需要改变太多的授课内容。但他认为，“文献”与“文选”虽是一字之差，内容和视角却大不相同，于是在课程内容上进行了大量的调整。即使是“中国考古学”这类主干基础课，他仍然坚持每年更新讲义，将最新研究成果纳入课堂，为同学们追踪学科前沿提供讯息。

基础课的教学，在外人看来不过是年复一年的苦劳，显得寡而无味。事实上，相比于只要将自己研究做好就能从容讲授的专题课，主干基础课看似浅显，实则对于授课老师而言要求很高，一方面既要对学科的整体面貌有系统的把握，另一方面又要跟得上时下的研究进展，最终还要用深入浅出的方式进行讲解。直到留校二十年之后，杨哲峰才接手基础课。

杨哲峰在课堂上

有一年，杨哲峰在课上提到阿房宫的设计理念与天象之间有所关联，课后就有本科同学兴奋地寻来，讨论古代建筑群“法天象地”的问题，追问相关文献线索。之后，这位同学便一头扎进古建筑研究领域，最终走上了学术道路。讲起这件事，杨哲峰脸上有掩不住的笑意。

“做老师教学生，首先讲的是奉献精神。教课的时候其实也想不起来什么‘个人的提升’，本来就是为同学们服务嘛！”

为了更好地为同学们服务，杨哲峰想了不少办法，做了许多努力。他深知教课不像按自己的路数埋头做学问，照本宣科更是行不通，需要让水平不同、兴趣各异的同学听得明白、学得进去。学期初的第一节课，他总会分享自己的课程设计，征求大家的意见。每一届选课学生感兴趣的地方、有疑惑的地方，他都会下功夫认真准备，为大家送上最合胃口的知识大餐。

最近一段时间，杨哲峰接手了一门新开的硕博合上课“考古文献与论文写作”。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办公室墙角的大书柜里满满当当盛着这些年攒下的学生论文，有些夹着签，有些折着角。随手拿起一本，便是他指导的获得“北京大学优秀博士生毕业论文”称号的学生论文，沉甸甸像一方砖。

写作课所用示例有不少是过去同学们论文中的大小失误，但在和同学们交流的时候，杨哲峰更喜欢拿自己求学、研究中的失败经验当例子。“得让大家知道，老师也不全是正确的，直到现在我也是在跟大家共同探讨更好的方法，教学和学习是我们互相帮助的过程。”他觉得，多讲讲自己的亲身教训，既能够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又可以避免同学们重蹈覆辙。

杨哲峰在课堂上

杨哲峰与同学们

钟俊宁读本科的时候，曾有一次去办公室找杨哲峰谈本科生科研的问题，由于当时与老师并不熟悉，自然显得十分拘谨。谈话结束后，钟俊宁准备告辞，杨哲峰“刷”地一下站起来，坚持要将钟俊宁送到门口。这一细节以及由此带来的感动与温暖，让钟俊宁一直记在心里，久久不忘。

杨哲峰的另一位博士生李婉明则十分感怀老师对她的关心。2018年，杨哲峰生了一场病，元气大伤。虽然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杨哲峰仍然和马上要确定博士论文选题的李婉明连续谈了6个小时选题的事情。前几年由于疫情，很多交流只能线上进行。在李婉明与杨哲峰的微信聊天框中，写满了杨哲峰对她的各种叮嘱与教导。毕业以后，李婉明在工作和研究上遇到问题，仍然会向杨哲峰寻求指导。

杨哲峰与李婉明的微信聊天记录

对学生心理状态的关注，也是杨哲峰一以贯之的风格。有一年的期末考试，一位平时成绩优异的学生因为熬夜复习而睡过了，题目没能按时答完，交卷后深感懊恼。杨哲峰听说缘由后，担心这小失误会影响他的心态，宽慰许久，直到他情绪平稳了才离开。在杨哲峰看来，关心学生的心理健康同样是老师的义务。

对于考古文博学院的同学来说，校园之外还有“第二课堂”，那便是本科三年级上学期的田野考古实习。大家要亲赴发掘现场，拿起手铲、戴上遮阳帽，踏上一场有苦有乐的实践之旅。杨哲峰留校之初就开始负责组织田野实习，三十多年来，他也像对待其他校内课程教学一样，尽心尽力，无怨无悔。

杨哲峰在田野考古现场

组织一个年级的学生，在外地进行一个学期的实习，要考虑许多身在校内难以想象的琐碎问题：先要和地方上对接，把准备发掘的遗址范围清理出来，如果地表有植被或者作物，还涉及收割、赔偿等问题，相应的交涉有时候得拉锯好几个回合。

给同学们安排好住处也是一大要事——发掘现场往往比较偏远，住得太靠近遗址，同学们的生活往往不够舒适便捷，住得太远的话，每天的往返交通又成问题，租用民房集中住宿的话，还要协调好和周遭住户的关系，其间种种都得反复权衡。

至于连接网络、建立库房、协调经费乃至聘请厨师等等，就更不消说。至于重要的实验设备，杨哲峰更是亲自带往实习工地。2015年开展宝鸡雍城遗址考古工作的时候，他就是开着越野车，长驱一千两百公里，将设备安然送到现场。

考古工地的条件虽然艰苦，但在老师们的组织、指导下，大家分工协作，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总能收获许多宝贵的回忆。

考古文博学院2019级博士生黄智彤说：“记得有一次我们去考察，进站时耽误了一会儿，高铁检票时间快到了。老师就带头让大家往检票处跑，到达后发现我们竟然都跑不过他，非常开心地笑了。”

看到先民的生活痕迹一点点展露在眼前时，那种激动与自豪的感觉，真是难以言表。而相比于参与发掘所获得的种种荣誉，杨哲峰最看重的并非学术成果，而是实习中历练出来的团队精神，他常说：“团队精神是咱们实习中最重要的收获之一。考古工作不是一个人做得了的，它必须得协作。”

即便没有小说中的水银江海、暗箭机关，考古工作中也时刻面临许多安全隐患，经常担任领队的杨哲峰十分清楚，这是丝毫大意不得的。

杨老师介绍说，有一次实习时发现了一口古井，同学们很是兴奋，挖了两天之后却仍不见底，不禁激起众人的好奇心。有人提议不如用洛阳铲探一下。使用洛阳铲时，往下用力后要松手，让力量传递出去。孰料松手之后，探铲竟被瞬间吞入地底，找不见了！众人面面相觑——探铲足有两米多长，这就意味着井底下有很深的空洞，人要是掉下去，后果不堪设想。还好，杨老师补充说，那一次只是有惊无险。多年的实习下来，无论怎样的环境，都将同学们安全带回了校园。

杨哲峰在田野考古现场

考古文博学院2022级博士生杨丹侠回忆自己2018年在雍城遗址田野实习时，总能看到杨老师在工地上询问同学们发掘情况、帮大家查漏补缺的身影。在实习的后期，各项发掘工作已经进入了尾声。杨丹侠和几个同学合作发掘了一座汉墓，向杨老师进行汇报。杨哲峰听完我们的汇报之后，详细询问了发掘过程中的一些细节，如顶部坍塌了之后具体还留存了什么、它的边界是怎么判断的、封门砖是如何砌筑的等等。

“当时的我们对于这些问题并没能很好地回答，意识到在发掘时没能深入思考这个墓葬蕴含的问题，在之后的发掘中应该进行更加全方位的考察。”

也正是这种一次又一次的田野发掘总结与反思，许多令人惊异的学术发现才诞生于高天之下、原野之中。

北大刚开始办网页时，曾要求每位教师提交一句座右铭，来勉励同学们。杨哲峰思索良久，写下了“持之以恒，无悔我心”八个字。时至今日，他仍奋战在教学一线，在教室、在田野。

当采访进入尾声，他语重心长地嘱咐我们：